■ 杨起

　　6月16日至17日的欧洲理事会上，欧洲领导人无可回避地讨论了被法、荷公民所拒绝、旋即又被英国政府所冻结的欧盟宪法条约。

　　欧盟宪法会不会推倒重来？德法轴心会不会断裂？欧盟的扩大会不会中止？这些都是会场内外的热门话题。当然，这些现实问题应该提出，欧洲领导人也必须回答。但在这些问题背后，却还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之争。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广义文化，如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而不是狭义的文学与艺术。我们培养人，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生活的社会，到底应该把它改造和建树成什么样的社会？虽然常人不会像政治家或学者那样进行深入的思考，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在常人包括农村不识字老婆婆的潜意识里，都切实存在着。

　　在法国和荷兰的公决辩论中，公众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公民关注的特殊问题，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着西欧公众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

　　2004年，欧盟一下子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由15国变成了25国。这一轮扩大是在欧洲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成的。西欧发达国家的群众已经过了十几年的紧巴日子，现在还要把欧盟扩大，这不是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向欧盟付出的更多，得到的回报更少吗？不也意味着新成员国的廉价劳动力得以自由地跑来抢国人的饭碗吗？

　　西欧的社会保障程度高，由于前些年的经济不景气，社会福利只见减，不见增，怎能不叫人抱怨？这很像咱们国家解放后进城干部的牢骚：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许多西欧人认为，联盟扩大化意味着自由化，自由化意味着两极化。

　　所以，在法荷两国的大辩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即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是推进“自由欧洲”（liberal Europe），还是维护“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前者意味着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后者则是重视社会福利的欧洲经济模式。

　　欧洲模式源于欧洲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尤其在欧盟的6个创始国里。但客观地说，高福利制度好是好，它却难以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早在90年代末，西欧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幅就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长期下去，是支撑不住的。孔老夫子在大约2500年前就说过：“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是明摆的道理。

　　较之法、德，英国的经济和福利政策有着明显的自由化色彩，结果是英国的经济更具活力，失业率最低。可以这么说，若是世界上没有竞争，欧洲模式当然很理想；有竞争，那么，欧洲争不过美国。事实清楚得很，真令人徒唤奈何。

　　模式之争蕴含着对于社会发展的理念分歧。哲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米歇尔·塞尔说，关键问题是接受还是排斥“现代化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之快，全球化发展之猛，往往令人难以适从。生活节奏空前加快，工作压力如身负巨石，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极大冲击，这样的现代化是福还是祸？在法、荷公决中许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塞尔先生只是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他自己并没有表明爱憎。根据多年前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西方的物质生活水准比半个世纪前提高了数倍，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难道一个跟在物质后边疯跑、缺少社会公正和精神安逸的社会是个理想的社会吗？

　　塞尔认为，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于美国保守主义抬头和欧盟宪法危机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中，那就是不少人希望，在经济、社会、伦理等领域内，现代化的步伐不要太快。

　　法荷公民拒绝欧盟宪法条约，实际上就是向欧盟扩大过速和全球化过猛的势头大叫了一声“暂停”！虽然这一声暂停无法阻挡全球化的汹涌大潮，如同吼叫不能喝退台风和海啸一样。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欧盟宪法危机也是欧洲一体化“重新开始的一次重大机遇”。他认为，欧洲公众并未无视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但欧洲领导人首先“必须明确无误地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应对现代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生活在这种现代世界中，如何才得以拥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和公平合理的社会？”

　　在他看来，“欧洲……应该拥有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模式，一种适用于当今世界的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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