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娘子关旁有一座坚固的石头小院，是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关押“慰安妇”的地方。住在附近的老人说，离它不远处原来还有两个这样的“炮台”，后来拆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全面侵略中国，除了烧杀抢，还大肆筑“炮台”、掳妇女，强制女性充当“慰安妇”。在这场大劫难中，无数妇女被肆意凌辱，遭受亘古未闻的苦难。

　　记者最近来到山西，寻访这些被害人。

　　(一)位于黄土高原东端、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盂县，十多位大娘正等待着日本法庭的公正判决。这些当年受侵华日军肆意蹂躏的老人，为讨回公道，要回尊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克服各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赴日诉讼。

　　在事先联系好的盂县西潘乡退休教师、长期调查“慰安妇”问题的张双兵指引下，经过一段土石路，记者来到周喜香家。

　　周喜香1925年出生。1939年，侵华日军占领盂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周喜香便积极投身抗日工作。由于工作积极，她成为所在村抗日妇救会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岁那年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她和村里的共产党员、村干部和抗战积极分子多人被日军抓捕。白天，她与男同志一起被拷打审问，晚上周喜香被拉到日军住所，惨遭强奸。

　　这样折磨了一段时间后，一天，日军要把她押送到另一据点，半途上被八路军救了，才免遭更多的蹂躏。但侵华日军的摧残，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为讨回公道，1995年8月，在中日正义人士的帮助下，她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她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但日本法院判她败诉。之后，她又上诉到日本高等法院。

　　(二)第一个向日本起诉的中国“慰安妇”刘面换住在西潘乡的另一个村庄。下午3时左右，记者来到这个村。

　　爬上一个土坡来到刘面换住的石窑，她正准备出去串门。村里人说，那场灾难后，刘面换“胆小如鼠”，到老了也不敢一个人在家。所以，串门成了她的一大“爱好”。

　　1942年3月的一个早晨，刘面换和她的父母刚吃完早饭，准备收拾碗筷时，门外传来了嘈杂声，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横着枪闯进了家门。日本兵用刺刀逼住刘面换父母，拿绳子把刘面换的双手紧紧捆住，强行拉走。

　　一到日军据点，刘面换就被一个日本兵强奸了。随后又被七八个日军多次轮奸。半个多月后，刘面换不能行动了，上厕所只能爬着去。

　　焦急万分的父母卖了羊，托人把钱交给侵华日军“赎”回她。

　　1995年8月7日，在张双兵的劝导下，刘面换第一次站在日本东京法院，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此后10年间，刘面换四次赴日起诉，但都败诉了。

　　(三)盂县西烟镇居住着几位“慰安妇”，前不久从日本打官司回来的郭喜翠目前也住在这里。

　　郭喜翠今年79岁。15岁那年她到嫁到外村的姐姐家走亲戚被日本兵抓走。

　　郭喜翠被抓到日本兵住的进圭据点。一个小队长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恶狼般地向她扑来，胆小的郭喜翠吓得瘫倒在地。从此，一个又一个日本兵对她进行了百般蹂躏。15岁的少女经不起如此的惊吓和践踏，疯了。她被抬回家治病，没等她病愈，日军又把她抓走。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郭喜翠被日军肆意蹂躏，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逃出去，躲进山里。然而长期非人的摧残使郭喜翠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精神失常了，经过长期治疗才有好转，但时好时坏。

　　1996年2月23日，她与受害姐妹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了日军当年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在的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她们败诉。之后，她又上诉。

　　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中确认原告分别被日军野蛮摧残的事实，但驳回了她们的上诉请求。

　　记者想起了头天在太原一家医院见到的万爱花，佝偻的身体蜷缩在病床上。

　　与郭喜翠差不多，万爱花15岁那年被进村扫荡的日军抓住，押进据点。白天被拷打，晚上遭轮奸。被折磨20多天后，万爱花逃了出来。不料没几天，又被抓住，被蹂躏29天后，她又逃出来。不幸的是，日军又一次包围了村子，她第三次落入魔窟。日军更野蛮地摧残她。一段时间后，日军见她昏死了数天，就把她扔到村边的沟里，被人发现，救了起来。

　　“我以前一米六五的个儿，”谈起日军的野蛮行径，老人泣不成声，“他们在我的头顶上压上板子，一边站一个人，把我压成这样。”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在侵华日军的摧残下，变成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的“畸形人”。

　　到底有多少中国妇女惨遭侵华日军性暴力？

　　黑龙江、山西、湖北、云南、海南……中日专家调查发现，二战期间，凡侵华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女性被强制成为日军性奴隶，人数无法统计，因为其中一些人当时就被摧残致死；有的忍辱活了下来，其中许多人在屈辱和痛苦煎熬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悄悄死去；现在还活着的人中，仍有不少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不愿提那悲伤的往事。（朱冬菊 原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