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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相隔6天为同一受检者出具不同确认结果,艾滋病检测误差与公众认知矛盾待解
这两份前后相隔不到一周的报告显示,秦虹的检测结果大不相同。实习生柯芸摄
关注焦点
6月3日,秦虹(化名)术前检测,被告知其艾滋病抗体呈阳性。6天后,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再次出具报告,其HIV抗体为可疑。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她在北京三家三级甲等医院得到艾滋病检测为阴性的报告。
不同的检测结果让秦虹无所适从,“我该相信哪份报告?”秦虹对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前后不一的报告产生疑问,基本排除了医院送错血样的可能性后,秦虹认为艾滋病确认中心应该承担责任。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承认,艾滋病抗体检测不可能100%准确无误,但困扰秦虹的不是技术误差,而是公众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歧视。
但一个事实是,对于个体而言,如果对北京惟一有权确认艾滋病阳性的机构做出的结果产生怀疑,却无处要求检验。这也正是让秦虹苦恼的问题。
8月1日上午,秦虹拄着双拐回到位于海淀区租住的房子,她手里拿着一份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出具的报告的复印件,这份报告显示,秦虹的HIV检测呈阳性。
“就是这个报告,让我这两个月的日子都不好过。”秦虹叹了一口气,奔波于各大医院重复检测让她身心俱疲,“不敢出去见朋友,也不敢告诉家里人。”自从今年6月初,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相隔不到一周为秦虹做出两份不同的艾滋检测报告后,秦虹就很少走出屋子。
两份不同的检测报告
今年5月24日,陕西籍女子秦虹住进积水潭医院。27岁的秦虹15年前因高烧引起左腿病理性骨折,导致双腿长短相差约20厘米,10多年来只能依靠双拐助力行走。
2003年,秦虹来北京治病,但手术费用太高,她就留在北京打工赚钱。当天,她带着积攒两年的3万元住院准备接受骨延长手术。
6月3日,入院10天后,秦虹被告知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在医生建议下出院。其出院记录显示,患者本拟手术治疗(左下肢短缩畸形),但免疫检查Anti—HIV呈阳性;建议院外治疗。
积水潭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称,在术前常规身体检测过程中,两次抽血均发现秦虹HIV检测呈可疑阳性。医院遂将其血液样本送往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进行确认检测。6月3日,后者出具确认报告为“HIV抗体阳性”。
据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介绍,HIV-1抗体阳性报告必须由卫生部认证并取得资格的HIV抗体确认实验室出具才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是北京惟一有权做出阳性确认报告的机构。
出院以后,不相信自己患上艾滋病的秦虹对这份报告感到怀疑。“我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艾滋病毒有三种感染途径,想来想去,我都没有。”6月5日,秦虹来到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重新进行了一次抽血检测。6月9日,检测报告结果为“HIV抗体可疑,请三个月后复查。”
三家医院诊断为阴性
间隔不到一周,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做出的检测结果不相同,这让秦虹的疑心加重。情急之下,她跑到北京各大医院检测。结果为:解放军304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分别给她做出艾滋病抗体呈阴性的确诊报告。
“我们做的只是初筛报告。”304医院血液检验医师王秋萍对秦虹印象深刻,她回忆,为了慎重,她反复做了多次检验,“经过金标法和酶链法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王秋萍对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两份前后不一的鉴定表示不解,但她表示,艾滋病确认中心是其上级单位,最后还是要以它的报告为准。
“确认结果阳性者都具有HIV特异的带型,确认结果是可靠的。理论上我们要求检测百分之百准确,但是从实验角度讲,检测确认为阳性结果一般是98%—99%的准确率。”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实验室孙大夫说,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即阳性报告可能为假阳性,患者再经过三个月后可复查,如果结果仍为可疑,则可以排除感染;如果呈阳性则确定为艾滋病毒感染。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他强调,检测结果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技术误差和公众认知
“每天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怀疑哪一次抽血时或者注射时被感染了。”秦虹认为,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先是做出阳性又做出可疑的报告,可以说明其中一次的检测是错误的。
对于这种检测的不准确给患者生活带来的困扰,孙大夫说:“我们的报告只对检测的血液样本负责。对个人而言,技术上的误差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会尽力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他认为,阳性报告并不是确诊这个人就一定患有艾滋病。
“但是大家不这么认为,他们就觉得我肯定是有病了。”秦虹说,由于这件事,她不能再治腿,同事都很疑惑她那么快就出院,接着海淀疾控中心打电话到公司找她,更让同事们对她有所怀疑。
秦虹的同事魏小姐证实:“有个姓张的大夫让秦虹过去做检查。”无奈之下,秦虹把实情告知公司,公司领导委婉地告诉她必须把病查清楚,她只好辞职。
对此,孙大夫表示无能为力。他说,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对呈阳性反应的患者必须进行随访,告诉他(她)如何治病,以及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可疑结果的患者,则需要三个月后进行复查。
孙大夫认为,给秦虹造成困扰的原因在于目前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环境,即公众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歧视。
监督的真空
还有一点让秦虹感到疑惑,“作为北京市惟一有权做出阳性确认报告的机构,谁来监督它呢?”目前,艾滋病检测机构分为初筛实验室、确认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初筛检测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级医院和卫生疾病控制机构、性病防治机构承担。
304医院医师王秋萍证实,医院只是初筛,无权做阳性确认,如果发现可疑阳性,就要送到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
国家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疾控中心参比实验室,负责各地艾滋病疑难检测的最后确诊,但不负责出具确认报告。
“只有当他们发现可疑或无法确认,上报给我们,我们才会继续做实验进行检测。”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该中心并不是北京市艾滋病确认中心的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权力对其进行监督。
卫生部疾控司工作人员则称,不可能对每一份报告进行监督。但艾滋病确认实验室都是经过国家验收和认可的监测机构,并且实验报告是有严格的操作规范的。
患者如果不相信报告结果,可以要求进行重复检验。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下去。”秦虹说,她现在只盼着赶快到9月份复查,“到时候就能还我清白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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