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上海犹太人”
二战时期，由于纳粹反犹狂潮，世界上不少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无需签证即可进入的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逃生地。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达4万，他们与同样受日本人欺压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他们被称为“上海犹太人”。
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做他们的避居地，仅这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2005年7月3日，欧文·格林勃格（IrvingGreenberg，下文及访谈中简称欧文）来到上海虹口区的摩西教堂已经是傍晚5点。
他头上洁净的蓝色小圆帽立即引起路人注意。
“犹太人。”有人小声说。一些卷着裤腿或是穿着睡衣的中年男女在路边好奇地看着他。
一个穿着背心在路边乘凉的老年人走上前，用德语和他打招呼。交谈中，欧文知道，1941年，这儿曾有一家犹太人开的理发店，那个老者当时就在理发店做学徒，学会了德语。
1941年前后，有近2万名犹太人拥挤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生活。作为美国犹太纪念馆的主席，欧文来上海想看看犹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痕迹。他很好奇，那些同他一样是蓝眼睛白皮肤的欧洲人是如何在这片市井中燃煤球炉、倒马桶的。
可是欧文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座摩西教堂，和一群好奇的男男女女。
教堂现在成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纪念馆。引起欧文兴趣的是在这里的一位老讲解员。他叫王发良，85岁，他目睹了犹太人在这座教堂中避难，做礼拜，并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延续着生命。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排犹啊。上海整个城市接纳了4万多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王发良说。
而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研究，从1933年到1941年，就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
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
到上海去
王发良以前住在唐山路818弄———源福里，“这是一条出了名的犹太弄堂。”它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逼仄、潮湿。天气好的时候，一竿竿衣物、被单从各个窗户里伸出，竹竿的头几乎抵到对面的墙。房子和房子间挤得透不过气。
弄堂现在住了近两百户人家。“以前不是这样。我搬进来时，这里住的都是犹太人，一共才99户。”虹口区在当时属于公共租界，除了10万名中国人居住在这儿，还有许多日本人和印度巡捕混杂在这块土地上。1937年之前，在王发良的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欧洲人。直到战争来临。
“打仗了，飞机声、炮声一直在耳边响。”汇山码头离王发良住的地方很近，那儿曾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主战场之一。王发良一家随即逃离虹口。
他们重新回来的时候，虹口的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街上空空荡荡，满地是瓦砾、砸烂的箱子、碎了的玻璃。逃难的人陆续回来，安顿下来。
有一天，王发良忽然发现难民中有些人很特殊，他们鼻子高、眼睛蓝、皮肤很白，一些人手上拎着一只旧皮箱。“之后这样的人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片区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犹太难民。”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是在1938年。那年的11月，德国在经历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后，开始对600万犹太人进行隔离和捕杀。犹太人仓皇出逃。
海伦·希尔森拉德，一个犹太难民，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对话：“到上海去！……干吗到东方去？”“上星期，我差点寻了短见。只是听说到上海很容易，我这才没死。”“当时，欧洲各国的门户对他们都关闭了。一是迫于希特勒政府的压力，二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也素无好感。”王健是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所的副主任。他对于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一直很感兴趣。
由于战乱，上海在1937年8月13日之后，处于一个签证失控的状态。只要有一张登陆许可证，就可以进入上海。曾经有一个犹太人告诉王健，上海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奇迹，“是上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逃生的空间”。
中国“辛德勒”
在虹口区的摩西教堂，王发良时常会对来访者讲起何凤山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但他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主人公同样有着冒着危险救助犹太人的义举。
在任国民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何凤山为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发放了数千张“生命签证”，使他们逃离了纳粹魔掌。何凤山也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在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研究中，何凤山一直被忽视。”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所副主任王健说。原因是，当时来上海不需要签证，但实际上，犹太人在当时离开奥地利却必须要有签证。中国领事馆的“签证”虽是名义上的，但却等于他们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居欧洲第三位，而90%的犹太人又居住在首都维也纳。两个月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
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
何凤山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提出申请，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在数月内奔走了50多个外国领事馆，都失望而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何凤山给艾瑞克签发了20份前往上海的签证。消息传开，中国领事馆门前排起了等候签证的长龙。
一名已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摩里斯·格罗斯费尔德，在妻子拿到全家去上海的签证后得以释放，一家人平安来到上海，逃过劫难。
王健说，当时国民政府和纳粹政府关系比较好，他们双方都给何凤山施加压力，要其停止发放签证，甚至威胁要撤他的职。当地政府还到其住宅去胁迫他。但他依然顶着诸多压力，发放了大量生命签证。
从1938年就任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至今仍是个谜。但据一些档案资料估算，平均每月500多个，有时达900个。
2004年2月19日，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专门向已故的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表彰他救助数千犹太人的义举。
何凤山是第三位获得“国际义人”奖的中国人，他已于1997年辞世。第一位获得“国际义人”奖的中国人是潘均顺（音译），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救助犹太人，1989年获得此奖。
当时新华社驻耶路撒冷记者刘洪见证了颁奖现场。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何凤山：“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奇迹般的生存
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次从意大利驶来，停泊在黄浦江边，每次卸下数百名无助的欧洲难民。
1938年，犹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涌入上海。
他们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城市，包括这里的气候。
他们在潮湿的天气里，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大衣，他们要从6000件行李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等走出码头时，浑身已是汗水淋漓。
起初来沪的难民离开欧洲还被允许随身带些钱，在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有些人还能住进景色美丽的法租界。可是从1939年起，到达上海的犹太人就身无分文了。
现居奥地利的乔治·赖尼希就是在那年来到上海的。他们先是被安排在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大厦，之后被转移到虹口区的难民所。那些人也就是王发良所看到落魄的蓝眼睛的外国人。
如果不是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起援助欧洲来沪难民委员会，那些来到上海的难民将会成百上千地死去。王健说，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远东第一首富维克多·沙逊爵士在上海的影响力能直达政府层面。上海犹太人大量财力的直接资助，使得委员会能顺利运作，从而帮助了大批难民在上海生存下来。
“那时候，上海人都知道沙逊，虹口区的好多房产都归沙逊所有。”王发良眼看着周围那些学校、仓库和兵营被匆忙地改建成收容所。
但是那些收容所简陋不堪，每个收容所要容纳300至600名难民，男归男、女归女分住不同的宿舍，最大的一间屋子住着150人。
赖尼希下了船后，马上就感受到了收容所的愁苦气氛。他被领到一所“移民之家”。他爬上陡直的楼梯，走进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阴暗忧郁，仿佛是恶梦中见到的那种，看来似乎没有尽头。”赖尼希又被领进卧室。女人和孩子往左走，男人进右边一间。“没有床，只有一种木架，上面铺着白布，供人睡觉。”房间里没有桌子、椅子，墙上连挂衣服的钉子都没有。赖尼希想从包裹里取出几件生活必需品，却发现根本没地方放。
委员会办起了许多临时厨房，“在苏州河边上有一个，我们家附近的长阳路上也有一个。”王发良看到，每到用餐时，临时厨房外就会排上几百人的难民。赖尼希说，“由于人多，每顿饭要分3批吃。通常要等上一二个小时才能吃到饭。”
由于难民人数日益增多，委员会抽出一部分人专门在世界各地进行筹款，另一批人则在上海快速地建立起一个犹太社区，比如在收容所开办职业培训中心，提高难民的生存能力；帮助难民们修复被毁坏的街道。
有一段时间，王发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外国建筑师、外国泥瓦匠在街边的废墟中进进出出。然后，就有欧式住房和商店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整个区域的外观被改建得让人觉得陌生。”王发良的印象中，在舟山路和长阳路的交汇处，当时有维也纳咖啡馆、欧式的街道，能提供巧克力和冰淇淋的牛奶房。这里曾被称为“小维也纳”。
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王发良至今还记得那些具有欧洲风格的食品，“有腊肠、糖果、软饮料”。
赖尼希的家人也开起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本人的“河豚鱼”阴谋
在八一三抗战之后，日本已基本控制了上海的局势。虽然与德国、意大利一同并称为“轴心国”，但日本政府对于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始终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
“当时的日本政府很矛盾，他们在盘算着自己的利益。”王健说，日本希望能利用犹太人的经济实力来建设被他们占领的中国。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犬冢大佐负责所有的犹太人事务。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上海的犹太人，尤其是沙逊，在上海有资金有产业，而我国可能需要巨额资金来开发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仔细研究，我们怎样利用犹太人和利用到什么地步。”所以，当劳拉·马戈利斯从美国来到上海后，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马戈利斯是由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派遣到上海，来帮助犹太难民的，并来了解委员会的应急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1940年，虹口的难民资金和粮食都到了紧缺的边缘，伙食已由每天2餐改为1餐。犬冢大佐热情地答应了去调查资金冻结的事，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为难民提供的5000袋面粉。
“他们希望利用犹太人来影响美国，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当时上海俄罗斯犹太人社区主席托帕兹认识到了日本政府还有更深远的企图。
犬冢大佐的同僚安江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出了日本这方面的想法：“犹太人受到日本和‘满洲国’的保护，他们应对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做出贡献。并且要对全世界的犹太人灌输这种教育。我们的理想是，利用满洲的犹太人来影响远东的全体犹太人致身于日本的事业。而远东的犹太人反过来又将影响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在当时，这被称之为河豚鱼计划。一项甜美而危险的计划。”王健说，日本对犹太人的态度一直处于想要接近又不敢接近的境地。直到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向美国宣战后，上海这个自由港才被完全关闭。
他们几乎被集体处死
在虹口的犹太人收容所里，赖尼希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听小道消息。1942年，在赖尼希和他的朋友中流传着一条可怕的谣言，上海的犹太人将被集体处死，而且崇明岛上正在修建一座集中营。
谣言与一个被称为“华沙屠夫”的人到来有关。1942年7月，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纳粹盖世太保头目梅辛格来到上海。他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
梅辛格给出三条建议：一、在9月犹太人新年到来时，将他们都抓起来，剥光衣服，赶上船，让他们和船一起沉没在汪洋大海中。二、驱使他们去江河湖海边挖盐，给他们最少的食物，然后慢慢饿死。三、将他们关到崇明岛的集中营里，做医学研究。
迫于德国的压力，日本决定将自1937年之后抵达上海的犹太人圈禁在一个隔离区里。这是一个6平方公里的区域，由约40个方块形街区组成。
犹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舒适公寓，来换取隔离区里的狭小住房。他们进出隔离区时，衣领上要求佩戴一种红色或蓝色的金属徽章，上面印有“通”字。
“尤其可怕的是我们在申请通行证时，要面对一个精神变态的疯子。”这个疯子叫合屋，是一个负责发放签证的日本兵。合屋身材矮小，就把个子高的赖尼希从队伍中挑出来耍威风，他跳到办公桌上，左右开弓扇赖尼希的耳光。
王发良也住在隔离区，“好多中国人都不愿意搬走，毕竟住久了。而且中国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日本人在隔离区里实行一种中国的古老的管理制度———保甲制。
他们将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犹太男性编入名册，让他们轮流执勤，自行管理。
由于人手不够，中国人也偶尔会授命担任1天保甲。王发良就曾在街上执勤过，检查来往的犹太人是否有通行证。王发良执行任务时，常对犹太人较为通融。
以色列的“上海居民区”
1943年下半年开始，隔离区里难民的生活日益变得窘迫，难民们不知道救济计划已濒于破产，筹款也日渐困难。
王发良去上班的途中，开始看到有犹太难民在沿街乞讨，“这在最初的时候是不可能的。”还有些人为弄几文钱买干酪，去中国人的磨坊里推磨。有难民妇女去登记卖淫，还有犹太母亲卖掉自己的新生婴儿。
在王发良的隔壁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妻，带着一个孙女。由于家境贫困，他们家很少点灯。当时王发良在美孚公司里做事，他时常会拿些煤油接济他们。“虽然这样，我们依旧很少说话。但有一次对话让我印象非常深。”那位60多岁的犹太老先生问王发良，“Whatisthe mighteststrengthinthe world？（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王发良愣了一下，“Isnature？（自然界？）”他得到的答案是，“Nothing.”王发良说，他到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难民对权力世界的感慨。
1945年，日本战败。9月3日，隔离区撤销。犹太难民恢复自由。
犹太难民开始如同潮水一样从上海退去。他们将在上海的资产纷纷出售。1946年，王发良买下了犹太人在818弄里的一栋房子。他是搬进这条弄堂里的第四户中国人。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搬了进来。
直到1960年，上海的4万多犹太人几乎退尽。这段传奇也像梦一样，从上海飘散开去。
但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东方家园。
他们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
一部分犹太难民回到以色列后，特地在特拉维夫市郊建了一座房子，名字就叫“上海居民区”。
对话
欧文·格林勃格（IrvingGreenberg）美国犹太人纪念馆主席
犹太人永远记住曾经的上海传奇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来上海参观摩西教堂旧址？
欧文：在我们的纪念馆里做过关于犹太人避难的展览。
这是个长久性的展览，将一直在馆内存放。其中就提到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经历。我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政府委派的纪念馆的主席，一定要来亲眼看看这段历史，这对我非常重要。
新京报：参观之后，对这段历史有什么新的认识？
欧文：看到中国人和犹太人曾一起生活的地方后真的让人很感动。这是最直接的反应。犹太人和上海人在命运深处有很强的共鸣。
新京报：现在在犹太人中间是否都知道犹太难民曾经在上海避难的那段历史？
欧文：都知道有这事。但不清楚具体细节。很多有意思的细节都给隐没在茫茫历史中了。
新京报：比如什么历史细节？
欧文：中国政府曾经在维也纳派驻过一个领事，叫何凤山。
他曾经给成千的犹太人发放签证，帮助他们逃生。我是通过做这个展览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新京报：你来中国后，对她有什么认识？
欧文：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一种威胁。因为她的成长不只体现在物质上，在文化上、思想上也是一种良性的成长。我注意到中国的教育，它灌输的不是一种仇恨。它强调的是一种和平的国际合作关系。
新京报：过去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历史对现在的世界还有何影响？
欧文：犹太人是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对于历史上的恩怨一直会有很清晰的记忆。犹太人目前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这些人在美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将犹太人和中国比喻成老鼠与大象。那么当大象遇到困难时，老鼠一定会感恩来帮助大象的。
本报记者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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