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不需要人为的控制，区别仅在于这是一种遵循人权和法治精神、科学缜密的规划和管理，还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简单生硬的行政控制。

　　北京人口达到1500万的难以承受之重，又一次把首都的人口控制提到议事日程。尽管我们说城市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空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不需要人为的控制，区别仅在于这是一种遵循人权和法治精神、科学缜密的规划和管理，还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简单生硬的行政控制。

　　应当看到，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具有一种合理性。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每年有上千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大城市由于资金、人才、技术、信息高度聚集的规模效应，使它具有超过中小城市的强大的吸纳能力。因而，人口快速增长不独是北京的问题，上海、深圳都面临同样的难题。日本和韩国的迁都之议，也出于同样的困扰。

　　但北京的人口失控仍然是一个确定的问题，因为北京是首都，首都有其特定的城市功能。这一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被扭曲了。北京被建设成无所不能的全能型城市，承担着行政、文化、教育、科技、财政金融、经济贸易、邮政电讯等的中心，以及全国铁路的总枢纽、华北公路网的联结点等各种功能，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新兴工业城市和重工业基地。这样的发展定位，城市人口怎能不爆炸？

　　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就明确确定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要求“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千万人左右”。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再次去除“经济中心”，确定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两个中心的定位。

　　最近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又重申了这一定位。可见，大而无当、“摊大饼”式的发展，没有真正贯彻“两个中心”的定位，是城市规划的失败。

　　不是没有想法、没有目标，而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找到办法。

　　这个办法其实是有的，专家学者早就提出了。这就是坚决地、战略性地疏散、转移北京的城市功能。在北京郊区建设卫星城以及目前“两轴两带”的建设规划，在北京市行政区划的概念和范围内“自我完善”，已不适应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难以真正降低北京市的总人口规模。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就曾提出“大北京”的规划思路，在京津唐和华北经济区的范围内统筹考虑北京的城市发展，平衡产业布局和居住格局。

　　“大北京”是指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的京津冀北地区。一方面，疏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开发北京、蓟县、北戴河一线；同时，北京与天津组成双城，改变目前产业结构雷同、相互掣肘的局面，达到优势互补。只有这样，北京的城市功能才能真正转移出去，不但疏解人口压力，并且带动区域的共同发展，形成广大的城市地带，改变“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地区”的陈旧面貌。吴良镛教授建议，北京与天津应率先行动，组成大北京地区城市共同体；同时，应当成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的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构，以推进“大北京”战略的实施。不久前，京津冀领导开会，形成了建设“京津冀都市圈”的构想。

　　显然，跨省市、跨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协同发展，无论对我们的观念还是管理体制都是巨大的挑战。一位天津的政协委员至今仍记得，多年前与北京市官员谈到京津合作，那位官员满脸的傲慢与不屑：“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虽然1986年就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构想和组织，但现在它已明显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实现北京市新的发展战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而且时不我待。

　　作者：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