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60年：如何跨越“一衣带水”

　　□本报记者 史 哲

　　中日关系何曾变得像今天这般复杂，然而这却是战后60年的发展轨迹使然。由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建立正常邦交上溯，中日维系传统的“朝贡体系”达1000多年，中国是老师，日本是学生；由1945年上溯80余年，同遭列强破关之虏的中国与日本命运迥异，中国为列强“鱼肉”，陷于苦难深渊，而日本知耻后勇，得与诸强国分庭抗礼，几近独占东亚；至最近的三五十年则一时一势，中日之间有壁垒森严或老死不相往来之境，亦有看似恩怨两消、响起“友好”之声之时，但上述种种情形全不似今天这样让人看不清楚。于是，国人今日每每谈及日本，除了诸多复杂感情之外，惟一客观的似乎就只剩下了一衣带水。

　　战后的国际关系中，让西方政治家和民众最难以理解的莫过于中日关系。一方面，中国以“以德报怨”的博大胸襟，将大批侵略者遣返日本，罕见并严格地区分了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民众，放弃了巨额的政府赔款；而另一方面，日本许多让中国难以接受和理解的言行，如高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挑起钓鱼岛的摩擦、右翼不负责任的说辞、一再拒绝民间索赔等层出不穷。

　　60年，于天地是一甲子轮回，但于中国的近邻日本，一衣带水的距离却突然遥远了起来。

　　当14名甲级战犯被重新迎回靖国神社，当中曾根首相去了包含14名甲级战犯的神社，当中日高层的君子协定多年以后再次被桥本龙太郎打破，当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被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曾经维系“中日友好”的默契是多么艰难。

　　对中日关系的恶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使得维系中日关系最牢固的一根纽带消失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绝然不同，又处于同一个地缘版图之中，这势必导致两国之间的利益竞争与摩擦加剧。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发现，今日中日关系的现状，其实早在中日建交的时候，或者说早在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或者说，这是日本民族性使然，美国对日本的改造能够改造一个国家的制度，甚至强行灌输某些观念，但很难改变一个民族思考问题的方式。

　　本尼迪克特描述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在国际关系中，矛盾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时，又非常骄傲。明治维新之后两场战争的胜利，曾让日本的自信极度膨胀；而二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造与经济奇迹，又为日本提供了另一个自我膨胀的理由。

　　60年后，《南方周末》的三名记者赴日，近距观察。他们走访了靖国神社、长崎的核爆点，广岛的第5师团总部以及明治维新的兴起之地京都二条城。在他们眼中，今天的日本，除了往昔的军国主义为现代政治文明所取代之外，这个民族的内核并没有大的改变。

　　一边是自负，一边是对现代中国的轻视，如今再加上对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的恐惧，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日本人功利性的解读，以往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存在于日本身上那种心照不宣的负罪感已经渐渐消失。这或许是中日关系陷入恶性循性的因素。

　　战后日本修正了自己谋求大国的路线，选择成为领导的“小伙伴”。现在，“小伙伴”已经羽翼丰满。一个全面领先的日本，一个已经基本挣脱“战败国”身份的日本，一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正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机会宣泄自己曾经失落的沮丧。或没有人敢轻言中日关系的未来，但无论如何，中日两国互为邻居。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与邻居和睦相处，应是中日两个国家要共同处理好的课题。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硝烟，蓦然回首，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那一衣带水，中日如何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