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北大、清华两枝独秀的奇特景象――似乎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了。由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部依靠行政资源来维持其生存，因而，对于这种落差，只能用政府的政策来解释

　　每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之后，都会有一批考生放弃已经获得的录取通知书，选择复读高三。而媒体也总会热烈地讨论，是否应当限制高分生复读？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是否有选择自由、在教育资源紧缺环境下这种选择自由的界限、谁来限制这种自由等等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本文则试图解释导致这个问题的前置问题：为什么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了？

　　高分毕业生之所以非要复读，是因为他们及家长立志要上一个好学校。而好学校，在很多人心目中，似乎已经被局限于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以笔者的记忆，20年前或许还不是这样。那时，在很多人眼里，存在一批名牌大学，除了北京的北大、清华以及人民大学、北师大之外，在北京之外，还有复旦、南开、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它们可能稍微比北大、清华差一点，但其间的差距，绝没有现在那样大。上了这些大学，学生仍然感到相当荣耀。

　　然而，到今天，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似乎已经不屑于上这些大学了。落差为什么会加大？原因只能有两个：分布在北京之外的名牌大学自我矮化，而北京的两所大学则享受到了格外的好处。这两者又都跟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

　　京外那些名牌大学，都具有相当悠久的传统，成长于上个世纪前半期学术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那之后，教育体制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但一开始，教育行政体制相对集权，京外名牌大学同样属于教育部，由中央政府拨款，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对于他们大体上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因而，他们还能维持原来的声誉。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京外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开始部分地倒向地方。财政上，这些大学大量依靠地方投资，行政人事上，当然也就更多地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在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要大大地好于地方政府。于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京外名牌大学所获得的资源，就出现了相对下降，而仍然由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北大、清华，处境似乎要好得多。

　　当然，中央政府之所以乐于集中投资于北大、清华，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安排公共教育资金投向的原则始终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因而，在整个教育领域，政府热衷于高等教育投资而不愿投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内部，也乐于投资好学校，而遗忘较差的学校。在90年代之后，教育部门确立了创建国际名牌大学的效率和政绩目标，而实现此一目标的捷径就是“锦上添花”，给最有希望成为国际性一流大学的大学投资，显然，北大、清华最有希望。

　　正是这些政府因素，导致京外名牌大学与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差距拉开，形成了一种两枝独秀的奇特的高等教育结构。在别的国家，大学肯定也有强有弱，但各类大学之间的落差，恐怕没有像中国这样强烈的。由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部依靠行政资源来维持其生存，因而，对于这种落差，只能用政府的政策来解释。

　　更糟糕的是，京外名牌大学制度上的矮化，导致了其大学气质的矮化。中国的大学的高度行政化，使得大学的视野与其行政从属关系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从前，那些京外大学由中央政府管理，因而也曾具有一种全国性大学的视野，具有一种全国性名牌大学的自我角色认同。

　　然而今天，财政地方化、管理地方化，使大学管理层丧失了这种全国性视野。相关地方政府希望这些大学为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服务，而这些大学的管理层、教师和学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视为地方性大学。这种大学意识、大学精神的自我矮化，导致京外大学失去了吸引优秀教师的气质和自信 这样的大学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优秀学生的。

　　托克维尔曾经描述过，在法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导致巴黎吞噬了“外省” 外省这个词本身就透着一种政治、文化、金融地位的落差。自然，在教育、学术方面，同样如此，除了巴黎，法国就没有教育和学术。中国的情形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所有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北大、清华，似乎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两枝独秀，却确实反映了，大学的财政拨款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及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及高考体制，都存在重大问题。这种制度症结不解决，大学教育的路恐怕真地会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