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5日，中国农业部官员就禽流感问题答记者问。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本报记者 罗昌平 实习生 冯洁 北京报道

　　当发言人沈永社微笑着出现在一众记者面前时，他的身份已是新闻。

　　这是一位来自于国家保密局的官员。9月12日上午，国家民政部和保密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后者是第一次以新闻发布者的角色面对公众。

　　敏感部门发布的消息同样令人瞩目———从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

　　新闻发布会四天后，民政部网站公布：截至2005年9月14日16时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626人死亡，失踪426人，紧急转移安置1316.1万人；倒塌房屋145.2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71.4亿元。

　　“类似的合作当然不只是民政部，今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国家保密局新闻处官员近日对记者表示。

　　早在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官员曾透露，《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都在酝酿之中。

　　“保守国家秘密与推进信息公开是相辅相成的。”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沈永社强调。

　　删了六个字

　　这场涉及两个国务院部局的新闻发布会，其内容落实在文件上，不过是删除了六个字。

　　这份文件由民政部办公厅拟定，民政部、国家保密局于今年8月8日共同发布，全称《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的通知》（民发[2005]116号，以下简称“116号文件”）。

　　116号文件对5年前的71号文件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修订。

　　71号文件“秘密级”中的第4条目规定，“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116号文件删除了该条目中的“死亡人员总数”。

　　71号文件2000年2月29日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共同印发，全称为《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民发[2000]71号），将民政系统的国家保密事项分为“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

　　“如果再把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作为国家机密，我们在应对救灾工作时会相当被动，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民政部救济救灾司一位官员介绍。

　　“解密一事从今年6月份就开始运作了。”民政部一位熟知此事的官员回忆，该部保密办率先向民政部办公厅提交申请，在广泛征求救济救灾司与计财司（负责年鉴编写）意见后，直呈贾志邦副部长手中。随后，民政部正式发函给国家保密局。

　　“收到民政部的函件后，我们相当重视。”国家保密局一位人士说。

　　据其介绍，国家保密局一方面复函民政部，并派专员与其定期沟通；另一方面主动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获得更高层面的支持。

　　“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近年来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已逐步公开。”民政部救济救灾司副司长邹铭表示，此次两部门发文实际是将这一做法制度化、规范化。

　　不过，116号文件并没有对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进行界定。

　　“如果遇上决堤造成洪灾和矿场发生坍塌，可能存在‘天灾’与‘人祸’双重因素，这无疑存在信息公开的制度弹性。”社科院法学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第三时期”

　　“这次两部委联手，主要由国家保密局主导。”9月15日，民政部保密办主任王焱冰告诉记者。

　　国家保密局新闻处处长赵永山则表示，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国家保密局而言还是第一次。

　　国家保密局没有官方网站，114也无法查询其办公电话。

　　虽然位列国务院部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之一，但国家保密局与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保密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依此方式，全国省、市两级党委及政府均交叉设立了国家保密局和保密委员会。

　　据介绍，国家保密局的主要职责包括三大块：一是负责保密方面法律法规的起草、修订和报审，监督《保密法》及其相应法规的贯彻实施；二是负责对全国保密工作的大检查及解密工作；三是负责制订保密技术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沈永社在发布会上表示，在与媒体和公众沟通方面，保密局起步较晚，但也要开始做，以后会逐渐规范化。

　　一位在国家保密局工作10余年的官员介绍，根据目前的新形势，保密工作显然已在开拓“第三时期”。在他看来，国家保密局表现出的这种主动性，随着夏勇履新而愈发明显。

　　今年6月7日，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接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一职。6月底，针对部分省市的涉外保密工作调研已经展开。

　　法学家夏勇入主国家保密局

　　国家保密局一位官员对夏勇的评价是，“很强势、水平很高”，“由他主政国家保密局，是一个利好消息。”

　　“类似这样的由法学家担任部委领导，全国也就两三个吧。”国家保密局新闻处处长赵永山对记者说。

　　夏勇，字同人，1961年生，籍贯湖北荆州。

　　个人履历显示，夏勇1978年10月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1982年7月留校执教，历任助教、讲师。

　　其在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位同行介绍，夏勇在母校取得硕士学位后，于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博士，毕业后历任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2002年3月任所长。

　　供职社科院法学所期间，夏勇曾赴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95年，他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四次重印。新近两年，他连续推出主题为《政治法律》、《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和《宪政建设》的数部著作。

　　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说”理论，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由此，他在学界被称为“人权专家”。

　　社科院法学所一位专家评价，“新民本说”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民本，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二是提出“德性权利”的概念，为学者深入中国民权思想传统提供了路径。

　　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长面前，他的讲座题为“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

　　2004年5月夏勇以博导身份公布的一份简历显示，他兼任的职衔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研究会会长，等等。

　　作为香港基本法专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参加基本法座谈或发表有关文章，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与夏勇共事多年的一法学专家介绍，夏勇从政前出版的《依法治国》，表现出其从政理念的成熟。

　　该书明确把民主定义成人民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权必须体现民意。“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一系列容易获得民众欢迎的措施会陆续推出。”这位法学专家评价。

　　国家保密局一位官员介绍，116号文件自保密局收函至出台仅月余，“他给一向低调的国家保密局带来了新风气”。

　　中央一号文件也是秘密？

　　8月25日，夏勇在北京部分党政机关和军工企业相继亮相。据北京电视台报道，由夏勇率领的全国保密工作检查组，对北京上述机构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检查。

　　可查询的消息显示，这是夏勇自履新以来首次亮相新闻媒体。国家保密局一位官员介绍，此项检查在于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和《保密法》，计划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国家秘密就像是地雷阵，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上去。”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说。

　　他举例说，一位朋友想复印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一号文件”）。他找到省委翻印的文件时，发现首页上端赫然印着“秘密”两个黑体字。

　　“这意味着复印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也是泄密行为。”他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认为，现行保密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定密机构太庞杂。目前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定密权，从自己的立场确定应该保密的范围，导致定密过于普遍。

　　“不该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显然给保密工作增加了难度，提高了保密成本。”湖南省委办公厅上述官员举例称，某市委下发的一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见保密文件泛滥程度。

　　另一个反应较多的问题是，保密部门可对信息事后加密。《保密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发生、发现泄露行为时，应当……对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重新加以确认。”“正因为这些原因，国内几起泄密案件都存在较大争议。”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由国家保密局完成的一份调研材料称，现阶段政务信息公开与保密存在三大问题，其中即包括“信息公开范围窄但保密范围偏宽”。

　　“一是有的部门具体保密范围修订不及时，一些明显不属于国家秘密信息，仍然在保密；另一方面，在执行具体保密范围时，随意扩大范围，把不应当确定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这份调研材料如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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