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焰）

　　舆情走向：

　　社会学者陆学艺近段时间一定很郁闷。9月17日，一些媒体刊登了他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建议民政部、团中央多组织这些富家子弟到农村去、到西部地区去”，“做义工缓和社会矛盾”。此语一出，热评不少，几乎是一边倒地“骂”，还有媒体批评陆先生是“对着骨折用按摩方法治疗———开错了药方”

　　看来，陆学艺开的这剂“向善补药”，并没有达到“缓和矛盾”之预期。

　　陆先生为什么两头不讨好？因为他既高估了一些“富家”的责任感，更低估了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实质需求。

　　贫富差距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阶段都无法避免的。之所以现在成为我们的一大心病，一是差距扩大渐逼“警戒线”，二是差距扩大的非正常原因。人们对缩小贫富差距的渴望，绝非一个“均贫富”或是简单的“杀富济贫”，正如一种观点认为：“我不憎恨有亿万家财的比尔·盖茨，因为他是正当赚钱。但我憎恨有几十万家财的‘村长’，因为他是无耻敛财。”———人们期冀创富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这才是问题之根本。

　　可惜的是，中国式的比尔·盖茨虽然不断涌现，但“村长们”似乎更多。他可能表现为握有行政垄断地位而获得巨大利润的行业，也可能是把国有资产转到自己腰包的“企业家”；他可能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下的“寻租者”，也可能是明目张胆巧取豪夺、或背地里偷税漏税的违法致富者。正是这些人及其“致富温床”的存在，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不知道，对这样富起来的一群人，怎么指望他们怀揣仁义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就算有，这种“赎罪式的良心发现”抑或“伪慈善”，又能粉饰掉什么？

　　最近，有一则关于房地产业的新闻。在2004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前200人中有64人来自房地产行业；前20名中，11位涉足房地产行业。《每日经济新闻》援引一种简单算术，即以几个主要大城市房地产增长利润总额除以全年天数计算，得出这样的速度：在有的大都市，产生一个亿万富翁的时间不到两三天。如此“神话”，显然已经无法用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来解释。而国家税务部门近日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前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

　　“国家税收支柱”与“房产企业税收侏儒”，房地产“富豪神话”与困难群众的“望房兴叹”，这些反差强烈的画面交错，暴露出的恰恰是导致非正常扩大贫富差距的各个漏洞：不均等的发展机会，不公平的致富方式，不道德的市场竞争，不完善的监管体系。政策和机制出现遗漏，还可以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分配的不公，而被一些人视为“杀富济贫”的这些手段，事实上还很软弱乃至失效。

　　说到“杀富济贫”，《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十一五”期间我国不会杀富济贫》文章，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文中援引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十一五”期间，“国家会兼顾公平与效率，仍然会大力促进经济增长，鼓励创造和拥有财富，并为之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所担心的，因为要‘拉平差距’而杀富济贫”。

　　不知道这个表述是否准确表达了原意，如果是，我倒觉得有必要质疑。因为，十六大提出的“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明确指的是正当的创富机制；我们需要“鼓励创造和拥有”乃至“保障”的财富，也与当下那些“村长们”的财富性质完全不同———对后一种不正当的财富积累，我以为不仅该通过税收来“杀富”，更得通过重拳出击、依法整顿经济环境，让他们“时时担心”，心存畏罪。否则，这类“财富”的存在，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极大的杀伤力。

　　倘若这些基本的矛盾不解决，陆先生提议的“富家子弟做义工”，恐怕只能是“天真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