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丽敏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