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虎军

　　从跨国公司手中抢回人才

　　“921工程挽救了中国航天。”火箭系统一位研究员说，“它首先是实现了载人航天的梦想，并培养出了大批航天人才。”

　　这位研究员说，上世纪90年代初，航天系统人才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当时，他身边的同事就有很多人选择离开。

　　当时，研究院总设计师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青年科技人员一般只拿1000多元。因此，当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到院里工作三五年，科研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以后，就被外资企业高薪挖走了，甚至有外国公司的班车开到研究院来接人上下班。研究院下属的某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所，一年当中进的人才将近流失了40％。

　　所幸的是，中国及时启动了载人航天工程。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上，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搞载人航天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他还特别说到，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要培养接班人，使之后继有人。

　　“921”上马以后，航天系统许多老专家还工作在一线。他们的指导延续了航天人才的命脉。自1999年至今， “神舟”飞船六次穿越太空，中国航天因此度过了困难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航天系统老专家的退休高峰，如果921 工程晚上马几年，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一位专家说。

　　今年44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庆伟，曾经担任过火箭系统的副总设计师，并是最年轻的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和921工程副总指挥；现年42岁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燕生，曾经担任过总体设计师。

　　921工程为张庆伟以及他的年轻同事们提供了难得的实战机会，中国航天也借助这股东风顺利地完成了代际跨越。据统计，“神六”的七大系统“两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比“神五”平均年轻5岁。67岁的“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则在其新书《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系统管理实践》中透露，从1992年到2003年，火箭设计师平均年龄下降了18岁。

　　载人航天不是赔本赚吆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立岩教授说，载人航天不是一件赔本的事情，它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有点像风险投资，但风险又没有那么大”。毕竟，载人航天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俄、美已经有成功先例。

　　韩立岩将载人航天的收益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长期收益是指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回报；中期收益是指载人航天技术成果扩散所带来的回报；短期收益则包括飞船发射前后品牌和广告效应等方面的回报。他说，国家在神舟六号上的花费近10亿，生产和研制过程中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则估计在100亿到200亿之间，这些投资还会有进一步的放大作用，从而带来更多的产值。

　　以上只是一种粗略的估算。航天系统一位研究人员也说，航天产业链上的很多环节是难以精确计算的。“比如我们的风云气象卫星为预测台风提供重要依据，减少了灾害损失，这个该怎么算呢？”

　　俄罗斯在运载火箭和载人航天方面有过巨额投入，其联盟号火箭执行过的发射任务就高达1000多次，但航天带来的经济收益却似乎不是那么显著。韩立岩对此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他估计，俄罗斯的这种情况可能与前苏联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不完善、大量航天技术成果不能得到及时应用有关。

　　“因此，中国对于载人航天创造出来的技术成果，一定要及时加以保护，能够推广的就及时推广，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说。

　　航天领域的技术研发需要持续投入和长期积累。韩立岩说，中国从未停止航天计划——比如长征火箭上天了88次。上世纪90年代初人才的外流，与当时科研人员待遇普遍偏低等因素有关。如今国力的增强让国家投入大量经费，航天系统的研究工作也已经成为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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