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走了。这两天，媒体上悼念巴老的文字，汗牛充栋。再想谈论巴老，真好比李白登上黄鹤楼的感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知怎么的，悲哀着巴金这个中国文豪的溘然长逝，忽然想起了俄国作家契可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巴老虽然是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但是，在我心目里，他的《随想录》，更是一盏精神明灯，照亮了无数的中国人。亦即，巴老之所以伟大，伟大在他没有将自己装在套子里，戴着过多的“外罩”写作。所以，巴老在世时，不管他年龄多高，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位充满正义感和睿智的老人。既然巴老已经离去，无论谈论先生多少，他在天堂里也无法听到我们的扼腕痛惜。不如趁着巴老去世的机会，谈论一下当今的中国文坛，具体地说，谈论一下活着的中国作家们，更有现实意义。我的观点是：作家们，何时能不再当“装在套子里的人”？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时，也就是咱们的文坛开检讨会的时候。批评之声不少，自我批评的声音却很少听到。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学一下巴金，做一个诚实的人、反省作家呢？作品数量不少，上乘的佳作相当罕见。造成这种数量超产、质量“欠产”的怪现状，我个人以为，源于作家有三件“外套”，迟迟不肯主动脱掉。

　　第一件“外套”：思想的套子。作家创作小说，靠的是天马行空的自然想象，本该文无定法，按照形象思维的逻辑写下去。然而，有些作家，在创作之前，总想事先给酝酿中的作品定个思想的基调。平心而论，“主题先行”，不是哪个作家的错。可是，“主题先行”的窠臼，今天虽然已经不再明着盛行，但在创作过程中，自我策划的影子还挥之不去。有了这件“思想的套子”，作品中人工雕琢的痕迹焉能不明显？文学别是一家，何必距离世俗太近？

　　第二件“外套”：城市的套子。古代，学而优则仕；如今，写而优则“市”——住进城市里，当专业作家。虽然现在的作家也到基层采风，可是，有多少作家把家搬到农村，搬到工厂里，搬到大自然中？留恋大都市，故步自封在书斋里，是当代作家的集体“居家病”。走不出生活的大舞台，心理距离和现实生活太远，导致了作品的深层寓意太少，反映不出时代的真正特征。这是作家懒得走动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三件“外套”：名利的套子。时下的不少作家，名利心也相当严重。写出了作品，想着法儿拍电视剧赚钱；作家有点名气了，想着法儿到文联弄个一官半职当当。有个女作家，闹着要离开居住的城市。后来，该市为留住她，不得不进行“招安”，给她安了个文联副主席的位子。据说，由此这个小说家才不提调走的事。适度的、合理的名利心不是不能讲，但对作家而言，名利心无疑是潜心创作的大敌。这本身是个价值取向问题。权衡不好，得不偿失的还是自己。

　　如果巴老活着，不知能否同意以上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