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木盾

　　12月1日，我们将迎来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从艾滋病在中国的第一例报告提出到今天已经20年，这里有许多问题应该反省

　　从艾滋病在中国的第一例报告提出到今天，20年的时间中我们未能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这里，我们应该反省什么？

　　应该把作为疾病的艾滋病和作为问题的艾滋病区分开。后者显然不是靠医生和卫生行政机关能解决的。艾滋病在中国不是头号的灾难，说“到2010年，感染人数可达1000万”，是缺乏充足证据的；说由此“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则完全是危言耸听。

　　艾滋病虽然不是头号灾难，但却是一个标识，它显现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检验着不同的人群、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回应能力。在开放时代，疾病的流行不为国界所限，但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制度下，人们对疾病流行的预防和控制的效果却可以是大不相同。

　　艾滋病在中国所显现出的，恰恰主要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是一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艾滋病的认知就存在问题：两年来，人们通常的说法是中国有84万感染者，但人们很少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一个来自官方的“估计”数。“到了2010年中国的感染者将有1000万”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官方文件的另一个说法是在2010年把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从2003年的84万提出起，到2010年如要达到150万，平均每年须增长近10万，要达到1000万，平均每年须增长130万，有没有这种可能？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在农村，为吸毒和卖血的人，他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甚微，在“四免一关怀”(“四免”即对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药物治疗、免费检测、对其中的孕妇免费提供阻断药物、对艾滋孤儿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一关怀”指政府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家庭给予补助)政策出台之前也基本不消费公共产品，在2000年时有些人就计算出4620～77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依据是什么？

　　在艾滋病问题上，一些人和机构对“认可、尊重和保护人权，反对歧视”这一当今人类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半心半意，而对来自国外的具体做法却盲目模仿，生搬照抄。我们接受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外机构对我们的“政策开发”，但却缺乏使本国公众 特别是感染者和相关人群 参与立法、决策的制度性保障。

　　仔细想一想，在与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方面，从对事实的认知，到做出生理、病理、流行病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解释，到回应 传递预防信息、采取预防措施、设立制度规则、进行行为干预、研制疫苗、药物、发明治疗方法，有多少是中国人的创造，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呢？当然，如果外国的做法，完全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并非一定要标新立异，问题是即使在理念、规则相同的情况下，因地制宜也是必要的，这一点，早已为经验所验证。

　　近来，卫生系统总结艾滋病防治未能收效的原因为：1.对严重危害认识不足；2.“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3.实际掌握的感染者比例低；4.宣传教育不够深入；5.干预措施覆盖范围太小；6.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差，艾滋病防治技术力量匮乏；7.引发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短时期难以根除。而在这里我们要提出的是：导致这7种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也正是改革在整体上必须突破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障碍。

　　要解决问题，就要设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官员问责的制度保障，就应改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的现状，将其收归国家机关，并给予职权、责任、编制和财政上的保障，应设立普遍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制度。

　　当我们在决策上把艾滋病对人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危害看得比对经济的危害更重的时候，国民的素质就与制度安排同等重要，它与制度并列成为艾滋病防治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因为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缺少关爱、存在歧视和敌视的不和谐社会中，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的。

　　回顾中国防治艾滋病20年的历史，我们的相关法律政策几经变化，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从百余人增至十余万，而推测数则为几十万或百万人。反思这一过程，如果“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及“四免一关怀”的具体政策能早提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当不会像现在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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