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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帮个人搞公关
新京报：您对于院士增选人数有没有具体想法？
邹承鲁：哪个学部都不要增加院士名额。把增选周期减到3年甚至4年一次，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这样总人数就会逐渐达到一个自然平衡。国外一些上百年历史的大科学院，就一直维持一个基本不变的总人数。减到3年一次，可供选择的人也会多一些，水平也会好些。
新京报：这是不是考虑到科研人员水平发展的规律？
邹承鲁：当然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往往是这样，今年选不上，下次我再来。
但是下次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没有新的成果。
新京报：会不会有的院士连着推荐同一个人？
邹承鲁：有，多得很。
新京报：这样的情况背后，有没有友情票或者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呢？
邹承鲁：有。友情票还不是最坏的因素，现在通常是搞公关。个人也有搞的，比较少。院士选举条例有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取消资格。
过去有候选人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有这个规定，你最好别再找我了，这次我就不给你公开，下次再这样我就公开了，这样你的资格就会被取消。现在个人搞公关的比较少了，也采取比较隐晦的形式。现在比较多的是单位公关。
新京报：单位公关是什么样的呢？
邹承鲁：单位送礼、送东西，这都很常见。在我有选举权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还有更隐晦的，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了还送你一笔会议费。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公关，他们会觉得这比送礼到家里更加容易让人接受。
还有，比如一个单位有三个人都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把乙和丙的贡献加到甲的头上，这样甲被评上的可能性就大些。
新京报：单位为什么会下力气、花钱帮助个人搞公关？
邹承鲁：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炒作很多，往往觉得一个单位的院士越多，代表这个单位的水平越高。个人评上院士后，这个单位名声好，申请项目也更加容易。别的还有什么，我就想不明白了。
说话不怕得罪人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您就一直在捍卫科学和学术道德，总是这样站出来说话，会不会得罪人？
邹承鲁：当然得罪人了。
得罪人不外乎两个结果：不给你经费，不给就不给呗，我年纪大了，只能做些小工作；还有一个，不给你奖，这我也不怕，我这辈子各式各样的奖也得过不少了，你不给就不给。
新京报：这对您的科研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邹承鲁：我做的科研工作都是不需要大钱的，80年代之后，我还得到了一些资助，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并没有对我造成很大影响。
新京报：对您身边的人，比如您的学生呢？
邹承鲁：他们（学生）跟我讲是有影响的：经费不批，或者选举时不选你。有的学生，我认为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一次两次选不上院士，虽然最后选上了，但是我想跟我说话得罪人还是有关的。现在我的学生中有3名院士。
新京报：因为您敢于说话，有人评价您是“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
您在院士中同道中人多吗？
邹承鲁：有啊，我和郝柏林院士就很谈得来，何祚庥院士也是。不过何祚庥管得比较宽，我管不了那么多。对专业之外的东西，我不愿意多管，我觉得我的知识有限，我管不了。
何祚庥说过，院士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我不管我“院子”之外的事情，但科技界共同的事情我还是要问的。
百姓不要迷信院士
新京报：您觉得自己算是合格的院士吗？
邹承鲁：我自己觉得还算合格吧。
新京报：如果拿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一些年轻的院士，您觉得这个标准高吗？
邹承鲁：我觉得是高了一点。
新京报：那么院士最起码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邹承鲁：学术上应该有一定的水平，在国际同行中站得住脚；学术风气上经得起考验，面对种种诱惑时，应该能把握住自己的原则。
新京报：有人建议取消院士制度，您怎么看？
邹承鲁：我不同意。院士制度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呢。只是现在社会对院士炒作得太厉害了。
新京报：那么又如何看待有些人给院士队伍抹黑的情况呢？
邹承鲁：首先我要说，这些人、这些事，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合格的。
但是，他们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曾经有国外的华裔科学家说，中国院士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大学助理教授的水平。这就是几个人败坏了整个队伍的集体声誉。
新京报：您曾经对我国科技体制产生过质疑，您认为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存在什么问题？
邹承鲁：最主要是科研资助不是给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好工作的人，不是竞争出优胜，而是人治。所谓同行评审，同行都是上头指定的。同行是谁，谁是真正有发言权的同行。人治加上科学腐败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两大致命伤，同时二者又密切联系。
新京报：有什么样的办法改变或者改善吗？
邹承鲁：这与院士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样的，要征求广大科学界的意见。要让大家讲话，不能不让大家讲话。
温家宝总理说，要推进政务公开，提高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段话说得好，如果真正能做到实处，把政务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就会减少许多弊病。
透明度是最重要的，有了透明度，就会大大减少坏人坏事，好人好事就会得到彰显。
新京报：从院士增选改革这件事情来讲，这么做难吗？
邹承鲁：不难，现代化手段这么多，有网络。投诉也不难，要相信广大科学界有评判是非的能力。我认为，应该不管是候选人还是现有院士，都要公布科研成果。因为现有院士也不是完全够格，所以才有人反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新京报：面对社会对院士的炒作、老百姓对院士的仰视，您想说点什么？
邹承鲁：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万能。
不就是何祚庥院士的那句话吗———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了。
采写/本报记者
王荟
摄影/本报记者 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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