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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中国经济学家遭遇三类挑战。主流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几乎遭到全盘否定和全面质疑。

　　总体来看，此轮挑战有三个特点:针对热点话题展开大众的社会性批判，而不是针对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指名道姓与否，针对的其实是经济学家个人，而不是面对经济学家群体；根本不是发生在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中，而是一开始就以公众和媒体舆论为载体，诉诸社会而不是诉诸学术领域的正常探讨。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这场争论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真正的学术性争论不足，所有的笔墨官司和挑起的争论都是针对个人，并且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和个人张扬的动机。这一可悲的现象造成的后果是，毁誉中国正在健康成长和转型的经济学，制造了使学术争论无法深入的不良环境。挑战者关注的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以及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本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论题。在学科范围内，我们需要的是正常的学术对话，而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诘难和问罪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代表了谁的利益？自从去年的“郎顾之争”之后，这个问题日益尖锐。事实上，由于众多的社会科学讨论的是公平和公正问题，只有经济学研究效率，也只有经济学家关注效率的问题。

　　关注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的效率改善是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决策过程的起点，也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理由。经济学家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一定管用，但不失为可参考的建议。把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的成就和问题都简单地与某个学科和某些学者挂起钩来，是天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某些人曾公开地不负责地把中国的医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市场改革造成的，煽动公众情绪，影响非常恶劣。最近就有一些严肃的海内外经济学家纷纷站出来指出了中国医疗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足和法治不健全造成的结果，分析有理有据，相当深入，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另外，目前人们之所以关注经济学家的利益指向，还因为一个错误的理念，即认为效率与公平天然处于对立关系。但熟悉学术文献的人一定不难发现，实际上只有经济学家才真正搞清楚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现在这个关系常常被不当利用，甚至被简单对立。

　　(作者张军，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载于《每日经济新闻》，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