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那个甲申年，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兴废启示。中国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进北京时还叮嘱“绝不做李自成”。共产党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其成员毕竟有不少是农民出身，闯王进京的历史无疑是重要的前车之鉴。

　　李自成在陕北大饥荒之时发动农民造反，经过17年流动转战，队伍壮大到号称百万。古时用兵常以夸张壮声势，不过他进北京前已占领七八省地盘，身边军队有10余万，分散在各地兵马也有几十万。李自成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苦于明朝苛政猛于虎的百姓多开门以迎。他从陕西势如破竹兵临北京，崇祯皇帝舍不得将内库3700万两银子拿出一部分犒赏已欠饷数月的守城兵，京师明军不战而降。继承了祖上朱元璋苛忌基因的朱由检到景山上了吊，几代积攒的财富都送给李自成，这又使大顺军见到金山银海而眼花缭乱。

　　李自成进占北京是其胜利最高峰，也成了跌向深渊的开端。从进城到弃城仅42天，大顺军表现有了天壤之别的转变，由此前的奋勇无敌变为一溃不可收。李自成败退北京时在各地仍有几十万众，入关的满洲八旗加上吴三桂部不过14万人，大顺军却不调集兵力迎敌而只顾携财逃跑。半年后清军攻陕西，李自成又败逃湖北，一路被追杀得每战必败直至身亡。

　　对李自成的失败，有不少政治家和史学家总结过许多教训，其实关键是两条：进城便盲目乐观，官兵只顾敛财导致腐化。过去有人以李自成进京尚衣着朴素和不贪女色为由来否定腐化之说，然而他只讲义气而放纵部将在京内行掠，这难道不是严重腐败吗？他的铁哥们刘宗敏抢掠了重点招抚对象吴三桂的家宅和美妾陈圆圆，搞得那个已启程来北京归顺的悍将“冲冠一怒为红颜”，马上回山海关转向满清洽降。大顺将领的胡为招致原本有利的战略局势迅速逆转，将可争取的力量推向关外强敌一边，其军队战斗力也迅速下跌。

　　据当年北京城内目击者记载，大顺军士兵纷纷将“追赃”所得金银细软裹在腰间，这些目不识丁的造反者还四处托“先生”写信，想把抢来的手镯、戒指夹在信中寄回老家。自古以来带兵之帅都知道，上战场身携重金之卒必不能舍身奋战，李自成也应懂得这点。进京后他允许官兵纵欲以示犒劳，是由于战略眼光短浅，认为天下传檄可定，对满清和残明势力丧失了忧患意识。吴三桂反悔不降的消息传来，李自成下令讨伐，将士却“身各怀重资”，“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他只好亲征。李自成在出征前又拘集北京几千铁工，把金银打成饼状装车运陕，说明他本人也只贪眼前之利而无志于天下的胸襟。打了败仗回京，李自成不是赶快整军而是入宫举行登基大典，过把皇帝瘾，次日便火烧天安门和皇宫，并称“富贵必归故乡”。

　　带头造反又称王称帝者，再想中途止步富贵还乡已不可能，因其所获金银乃至头颅赏格都有人觊觎。李自成在陕北米脂家乡的行宫刚竣工，追兵便至，清廷又宣布“从贼”官员投降可保留原职和私产，大顺军南撤途中便有大批文武高官降敌，包括宰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后人常对李自成为何脱离大队只带二十余骑跑到湖北九宫山被乡间武装打死而不解，分析当时军心状况，估计他是感到与部属在一起反而危险。历史上的造反者如陈胜、黄巢等兵败后都被部下所杀以邀功，李自成想避免此厄运，却陷入更无防护而轻易受戮的惨境。

　　李自成的悲剧若放在社会环境中分析，可看出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所决定。封建社会中的小农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的代表，他们能够对某一封建王朝造反，却冲不出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