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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中旬，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表示，虽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但由于各方意见不能统一，《物权法》出台将被推迟。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坊间有传说，可能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有关。

　　巩献田的观点引发了各方激烈的争辩。有消息说，在2005年底召开的名为“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的研讨会上，这封公开信成为与会专家声讨的“众矢之的”。他们认为，该教授对物权制度不够了解，是对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认识不够。还有人甚至表示，“物权法让此人给搅黄了。”

　　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现在出台《物权法》固属必要，但《物权法(草案)》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尽管并不是什么政治性问题。巩认为《物权法(草案)》违反《宪法》和《民法通则》让人不敢苟同。《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都是在其指导下以其为依据制定的，《物权法》也不例外。所以，《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其应有之义，下位法没有必要重复上位法规定，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物权法(草案)》与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有资产的保护应由特别法——国有资产保护法去调整，贫富差距问题应该主要是社会保障法、税法等相关法律去解决，将上述问题归罪于《物权法》有点牵强附会。

　　对于《物权法(草案)》总体上应该给予肯定，但也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采纳了传统物权法理论的结构，把物权分为所有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和占用，这是不合理的。

　　此外，《物权法(草案)》还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衔接问题。比如《草案》第110条规定，善意取得通过转让合同方式取得有效，就与《合同法》51条发生冲突。《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此，如果权利人追认合同就发生效力，这种取得就不是善意取得而是有权取得。但如果权利人不进行追认，那么合同就是无效的，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善意取得。这样一来，要么造成《合同法》第51条必须修改，要么就会使得善意取得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正是基于《物权法(草案)》存在的现实缺陷和不足，《物权法》被推迟出台可谓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原载2月25日《经济参考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