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针对全国10401名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调查显示，45.3%的人与儿女分居，5%的人三餐不保，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人吃不起药，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这些老人的平均年收入为650元，85%的人自己干农活，97%的人自己做家务，8%的人精神状态良好，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在上个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翟玉和郑重地将自费调查的农村养老问题报告提交大会议案组，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

　　翟玉和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从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他出资10万元组织了3个小分队，用了50天时间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

　　调查起因——“在中国农村，孝道出了问题”

　　“作为一名农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我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种本能的关注。”提起组织这次调查的动因，翟玉和告诉记者：“我到山东、江苏等地农村探亲时发现，那里的老人在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后，因儿女的嫌弃和拒绝被迫独居的比例很高，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在无奈中苦熬残年。当今中青年农民对父母知恩、感恩、报恩情感的淡化和淡漠可见一斑。”

　　在翟玉和看来，“老来福”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可他看到的一些事实是，不少老人到了风烛残年，晚景凄凉，令人心酸。

　　“大量的事例让我强烈地感到，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孝道出了问题。”翟玉和说。

　　调查结果——子女认为尽孝就是父母没饿着

　　这次调查共分成三个组。7名调查员的年龄都在53岁以上，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离退休教师、记者和机关干部。

　　调查通过问卷、个别访谈、开小型座谈会和进户实地察看等方式，对全国31个省份的46个县(市、区)72个村的10401名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自然情况、居住、饮食、衣着、生活设施、医疗、经济收入、劳动和生活自理、儿女尽孝、精神状态和娱乐等10大项55个小项的内容。

　　调查显示，45.3%的老人与儿女分居，其中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人无替换衣服，67%的人小病吃不起药，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医院。

　　这些老人的人均年收入(含粮、菜)为650元，85%的人要自己干农活，97%的人自己做家务。调查员还发现，在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8%的人精神状态良好，22%的人精神文化生活仅限于看电视或者聊天。

　　与之相对的是，儿女的生活水平要高于父母几倍乃至更多。很多子女认为，父母没冻着、没饿着，就是自己尽孝的最高标准了。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是，调查发现，52%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有的人虽然与父母住在一起，但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有的儿女一年才去父母家看望一次，留下5元钱，其他的就不管不问了。

　　在农村，调查员看到的普遍情况是，吃的最差的是老人，穿的最破的是老人，小、矮、偏、旧房里住的是老人，在地里干活、照看孙辈的也多是老人。这些老人不是村里的“五保户”，也不是民政救济对象，只是因为儿女不尽孝，他们才成了“三不管”，其生活境况甚至不如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

　　调查感受——“人和人的关系生分了”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分了，真诚淡了，信任少了，距离远了。除了金钱，什么都不值钱了。”一位接受调查的老人这样说。

　　翟玉和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朴素的亲情关系已经被利益、金钱冲垮了。中青年人急切地盼望发家致富，年迈而又需要赡养的父母反而成了他们眼中的负担。

　　农村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对其他乡邻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很多渴望致富的中青年农民甚至觉得，自己家之所以穷到现在，是因为父母的无能。

　　在为财富而奔波的路上，很多中青年人已经无心、无暇顾及自己的父母了。有老人伤心地说：“能干，是儿女的劳力；干不动了，就成了人家的累赘了。”

　　一名调查员讲了这样一件事：

　　陕西省永寿县马坊镇郭家村、来家村、门家村、耿家村的20多对老夫妇一直住在果树园中只有六七平方米的马架子房里。问他们原因，这些老人说，他们原来住的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了。有的老人被迫从祖屋里搬出去时哭着说：“养了你们18年，你们养我8年还不行吗？”

　　翟玉和说，现在农村进入养老年龄的老人多数都有三四个子女。有的儿女埋怨父母偏疼偏爱，有的人责怪父母在兄弟姐妹结婚时厚此薄彼，有的人挑剔父母在照顾孙辈上没尽力。于是，心存不满的儿女在父母年老后拒绝尽孝，而那些似乎得到父母“偏爱”的儿女又觉得自己尽孝是吃了亏。到最后，他们年迈的父母就真的没人照顾了。

　　调查结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关键

　　很多农村干部认为，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抓好孝道教育。

　　翟玉和也非常同意重塑“孝道”观念。他进一步建议说，要以法律的强制性去规范和约束公民的孝道行为，对现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适当修订，把尽孝摆上更重要的位置。

　　对于农村的养老问题，翟玉和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养老已经不再是农民养老的惟一模式了。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加强农村托老机构的建设，探索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之路。他建议，可以尝试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地区，由政府、集体组织或者民间出资，建立专门的托老机构，为农村老人提供更多安度晚年的场所。另外，可以借鉴城市居民养老保障机制，在一部分农村进行社会化养老的试点，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

　　本报记者 成梅

　　自打几年前老伴去世，70多岁的张大妈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张大妈有一儿一女。儿子一年多前“下岗”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老人。现在，张大妈只有指望女儿了。

　　女儿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每个月还是会主动给母亲塞点儿钱，或者干脆直接买些肉。赶上儿子回家，张大妈肯定要留他吃饭——日子再紧，当妈妈的说什么也不能不让儿子来吃饭。有时候张大妈心情不好，只能拿出老伴的相片发发牢骚。

　　2005年11月，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到张大妈家做过一次访谈，她这才知道，像自己这样无固定收入的城镇老年妇女被称为“遗属”。她还听说，大部分“遗属”的生活质量都比自己强不了多少。

　　张大妈平时只能吃些青菜，一个月最多拿出3元钱来买肉。可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之下，另一位“遗属”的生活更为窘迫——已经半年没吃过肉了。

　　在专家看来，老年女性群体中，城镇“遗属”尤其需要受到关注。据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中，12.4%老年男性的月平均收入低于全国城市低保标准(155元／月)，而老年女性的这一比例是男性的3倍。

　　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的裴晓梅教授告诉记者，这些“家庭妇女”并不是一辈子只专注于相夫教子。“80%以上的人都有工作经验。”裴晓梅说，“在我们接触到的‘遗属’中，刘大妈的工作经验最丰富。她在工地当过小工，在八一湖捞过鱼草，还开过电梯，前后有20年工龄。”

　　刘大妈从1973年起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的“家属连”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体力好、劳动力价格又低，刘大妈所在的“家属连”就顺理成章地被工地领导“炒了鱿鱼”。

　　此后，刘大妈又换过几个工作单位，可每次都没能转成正式职工。就这样，工作了20年的她还是一直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这些没机会转正的妇女，往往承担着比体制内的正式职工更多的工作。她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出外工作赚钱。

　　很多老人抱怨说：“我们当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工资只比正式工人少几角钱。可是现在，他们都有退休金，还年年涨，我们就啥都没有，还落下一身病。”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世纪70年代，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少1岁，到了90年代，男性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且，男女的寿命差距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000年，全国城镇60岁以上人口中，丧偶女性数量是丧偶男性的3倍。其中，“遗属”们的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

　　做子女的也有苦衷。

　　今年48岁的刘婷家里有个正在念大学的孩子，每年光学费一项，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即使这样，刘婷每月还是固定给母亲200元生活费。“我也知道，这点儿钱光是交水电费、煤气费、卫生费、有线电视费都不一定够。”她说，“在北京，抬抬屁股就得花钱，我们是有心无力啊。”

　　刘婷知道，就因为这每月200元钱，母亲的心理负担特别重。“她现在得病就忍着，谁要是一提上医院，她准急。”记者来到刘婷的母亲家时，老人刚要出门。她捶打着不太利索的左腿对记者说：“我现在不上医院，一上医院钱就少不了。我现在天天去北海锻炼，一天练两三回。”

　　除了依靠子女之外，现在也有不少“遗属”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城市低保，尽管连她们自己都认为“这是很丢人的”。

　　某位“遗属”的女儿悄悄告诉记者，她母亲第一次去居委会申请低保，居委会工作人员听不懂她的口音，老太太也不识字，折腾了半天也没把基本情况搞清楚。老人回家后连着几天都闷闷不乐：“我这也是硬着头皮去的，你说，谁好意思跟别人伸手要钱花啊？多丢人！”

　　“低保是一种临时性救济。”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解释说，“这个月能拿300元，下个月要是自己赚点儿钱，也许就领不到低保了。”

　　记者了解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按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计算的。采访张大妈时，一提到低保她就一个劲儿地念叨：“是我拖累了闺女！”她告诉记者，去年她也申请过低保，可是，和她同住的女儿每个月的工资800多元钱，俩人一平均就超过申请标准了。

　　刘大妈回忆说，老伴活着时，日子也挺苦的，但还不需要别人接济。自打老伴去世后，刘大妈就不得不靠低保和子女给的钱过日子了。她没事的时候就琢磨：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干活，老了怎么就没人管了呢？人家能拿1000元退休金，我们是临时工，少拿点儿还不行吗？

　　裴晓梅教授承认，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回答的。“我们应该承认‘遗属’们当年对社会的贡献。所以，无论退休金能有多少，只要能给她们，就是对她们价值的肯定——这能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遗属”多是几十年前从外地随丈夫迁入城市的农村媳妇。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她们长期以来只能做“临时工”，迟迟无法转正。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告诉记者，我国的低保、抚恤金都是临时性的或一次性发放的，能提供的仅是暂时的帮助。正在研究论证的遗属保障制度，也只是针对全国城镇范围内的部分老年人，还不能把农村的8000万老年人考虑进去。

　　“更进一步说，事情的本质在于，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市场和政策上的认可。”裴晓梅说，“遗属保障制度如果能建立，将是第一次从制度上认可了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