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团伙争地盘酿命案
近年广州招工难导致当年暴利行业如今“市场”严重萎缩
办假证,对于城市“牛皮癣”的制造群体曾是个暴富的捷径。但近年来广州招工难,工厂不检查证件造成有办假证需求的人越来越少。 城管部门称,广州市场的办假证者以来自湖南的双丰籍团伙和涟源籍团伙为主。当年暴利行业如今“市场”严重萎缩,团伙之间抢夺挣钱的机会并发生争斗,本月已有数起人员死亡事件发生。
办假证流程
据称月利润1000多元
张贴广告
↓
“接单”收费
(15-30元)
↓
给上家制证成本
(5元)
↓
“出货”
3月11日,办假证者邓世友走上番禺街头张贴小广告。2005年9月才来广州的他,听从老乡“不用出大力就可以赚大钱”的介绍,走上办假证之路。短短7个月后,被竞争者——一伙涟源籍的同行砍死街头。
广州假证市场生意萧条
今年才33岁的邓世友是湖南双丰人,有2个女儿,快2岁的留在老家,才2个月大的女儿被夫妇俩带来广州。他们一家在广州番禺区市桥黄边村租住了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
通常,邓世友张贴办假证广告和外出“接单”、“出货”(把假证交给客户)。邓世友所“接单”业务中,最多的是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收费一般在15元至30元不等,他们需交制假证者——上家5元费用,“以前是8元,后来降价了”。其次是初中毕业证,一些工厂需要工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这个证收费也是15元至30元,交5元给上家制证。实际上平均下来,全家每天只能接一笔生意,一张假证只能赚30元左右,月收入在千元左右。但除去各种开销,每月就只剩下200多元。
他的妻子刘辉平称“入行”太晚,“之前的人都赚了大钱,有老乡一年就赚了十万。”湖南人阿财(化名)在番禺一带做假证生意已有10余年,他称,90年代,假证要价很高,替人办一张就可以赚200元,哪像现在赚得这么低,才30元左右。
广州城管部门一负责人称,改革开放后学历越来越重要,又遇上求职高峰,从某种程度上这促进假证市场的发育。目前广州做假证者的数量则无法估算,但可以确定,广州市场是以湖南人为主,其中双丰人和涟源人最多。
今年春节之后,“生意”越来越差。刘辉平说,节后招工困难,工厂都不检查证件,导致办假证的人越来越少,月入千元都无法保证。
生意每况愈下,刘辉平的老乡、番禺一带已做了4年假证生意的贾征(化名)甚至考虑改行。前几年,番禺一带工厂招工多,但证件要求严格,需要身份证,未婚证,毕业证,劳务证。外来工往往未带齐证件,回家补办不划算,于是选择办假证。然而近两年,招工难,政府也取消了一些招工所需的证件,直接导致生意锐减。
从业者结成“地缘性团伙”
在做假证生意的人看来,生意日渐萧条,让原本有序的市场开始动荡。
番禺做假证多年的贾雨(化名)介绍,在番禺市桥地区,做假证的绝大多数是湖南人,分为双丰籍团伙和涟源籍团伙,各自大约20人左右。双丰籍团伙大多在市桥中心地区,如大北路、平康路、清河路,张贴办假证广告,而涟源籍团伙负责郊区的村庄,如蔡边村,罗家等等。贾雨说,市中心人多,市场也就大,但郊区工厂多,需办假证的工人也就多,双方生意不分上下。
至于这种市场格局的产生,贾雨认为,做假证生意的人往往是同乡,是亲戚朋友介绍的,通过竞争协商形成了这种局面。番禺警方一名警官将这种团伙称之为“地缘性团伙”。
涟源籍团伙的成员贾元(化名)解释,最初双丰人就在市区里做办假证生意,他们则在郊区做,后来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反正都有饭吃,各做各生意。贾元称,之前,大家生意都不错,即使互踩地盘也无所谓,只要不过分就可以了。
邓世友是双丰人,按照地缘关系应属于双丰籍团伙。他妻子称,他入行晚,并不清楚两个团伙具体势力范围的划分。
春节之后,双丰籍团伙和涟源籍团伙多名成员均感到“生意清淡”带来的压力。而这一行又有个规律:广告贴得多,覆盖面广,生意就好,于是两个团伙的成员,开始互相进入对方地盘张贴广告,不时出现了摩擦。两团伙多名成员表示,双方吵架成为了家常便饭。
两派办假证者的利益争夺
原本“有序”的市场秩序被打破了。双丰籍团伙的多名成员承认,他们觉得形势严峻,最先提出口号,要将涟源籍团伙赶出市桥,控制整个办假证市场。
据邓世友的妻子刘辉平回忆,那时邓世友才明白,自己应该属于双丰籍团伙。参与此次会议的贾征说,双丰籍做假证生意的人绝大多数住在汀沙村,会议由住在那里的三个老乡领头,有约20人参加,大家商量合力把涟源籍团伙从市桥打跑。具体办法就是,以办假证名义将涟源人骗出来,暴打一顿。会上还签订了一个“协议书”,共有18人签字,包括邓世友在内。协议要求每个人交100元作为打跑涟源人的活动经费,用于买水、买电话卡、坐出租车逃跑等等。参加此次会议的阿平称,三名领头者当场说,要是谁不交钱,就滚出番禺,不要再做假证生意了。
会后,双丰籍团伙成员立刻着手驱逐行动,贾征是名女性,也参与了几次。按照会上既定方案,18名双丰人分成三组,每组6人。有一次,也就是会后第二天,贾征和邓世友同为一组,他们以办证为名,打电话约对方在百越广场附近见面。不知情的涟源人刚到就被拳打脚踢,贾征说,当天邓世友没有动手,只在旁“助兴”。涟源籍团伙一名成员表示,没想到对方一起对付他们,为了吃这碗饭,他们也不得不抱成团。
刘辉平得知丈夫参与“行动”,每次回来都询问情况,并一再嘱咐不要打人。
会后第三天,邓世友以办假证为名,又约了一个涟源人过来,来的男子此前常去涟源籍团伙控制的蔡边村贴广告,只有邓认识。邓将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双丰人,大家立刻上前暴打此人,警告其赶快滚出番禺。
“也许就是这个事,丈夫激怒了涟源籍团伙。”刘辉平猜测。事后大约一周,也就是3月8日,丈夫被涟源人暴打。
3月8日,邓世友接到一个称需办几个假证的电话,邓以为有了生意欣然前往,不料途中遭埋伏,被多名涟源人暴打,耳朵缝了4针。治保队员说,经警方调查两名被抓打人者为涟源人,赔偿伤者500元了结此案。
法律缺失警方无从介入
3月11日晚11时,刘辉平很担心出门的丈夫在外再次被人暴打。但当时根据平时经验,“丈夫可能被城管抓了,一会就可以放出来”。刘辉平说,广东对做假证管得松,不像北方要判刑坐牢。去年,丈夫外出贴广告时,就把手机放在家里,刘辉平接到客户电话,也会出门抱着孩子去“接单”。
但生意也不一帆风顺。去年12月份,邓世友被城管抓过一次,蹲了两个小时就回家了。邓世友还被治安队抓过,刘辉平前往交了100元才赎出来,“说是卫生费”。广州城管部门一名负责人称,由于目前购买通讯工具不需实名,给查找张贴假证人员带来了难度。
对于这类人员,广州警方也颇感无奈。警方一名负责人称,制贩假证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市容;其次制假者获取暴利的同时,为部分人谋取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方便;第三,大量假证件流入市场后,为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签订合同或者协议,制造了许多经济纠纷,有些则借机偷漏税;第四,假身份证为违法犯罪人员提供“合法”身份,使其逃避打击,也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该名负责人抱怨,目前对张贴假证人员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似乎无法处理。
第二天早晨6时许,担心了一夜的刘辉平就询问做假证生意的老乡,“我丈夫会不会出事?”老乡们猜测,会不会是有什么新条例出台,对贴假证广告者处罚严格了,还是什么新领导上台,管理严格了。但最终认为没事,“大不了拘留几天”。
3月12日下午2时许,刘辉平接到了一个声称要办证的电话,没想到是警察前来查询刘辉平的身份的。警察出示了邓世友闭眼的头像,刘辉平以为丈夫被人打晕了。直到3月13日上午,刘辉平在番禺殡仪馆见到丈夫的尸体。这时她才明白,丈夫已经死了。
3月11日晚,邓世友离家后,又去了蔡边村,在那里遭多人追砍。
他当时被几个人追着跑,还被一刀砍到背部。后来他躺倒在二中路的一间档口前,多人仍在踢打,见众人前来围观,凶手才逃离现场。
本月已有数起血案
邓世友,并不是做假证者死亡的第一人。3月5日上午,在黄埔区南岗夏园,一名湖南涟源人遭人追砍,抢救无效死亡。该名死者生前在附近做假证生意,与邓世友一样张贴广告、“接单”、“出货”。据知情者介绍,3月4日,死者一方的涟源人,暴打了一名闯入其势力范围的双丰人。次日,涟源人便遭到报复,1人死在了双丰人的刀下。
天河、黄埔、番禺三地的多名假证生意人称,月收入千余元。面对萎缩的“市场”,他们选择改行,还是争夺市场?其中不少人愿意继续做下去,他们有着和邓世友一家最初选择此行的理由——活动时间自由。办理邓世友此案的一名警官称,做假证生意的人生活可用“悠闲”两字形容,他们还是怕吃苦。
邓世友意外死亡,给母女三人仅留下300元。当初以为“不用出大力就可以赚大钱”,办假证已成为一个虚幻的暴富捷径。3月21日,刘辉平右手提着丈夫的骨灰盒,左手抱着1岁的女儿,一脸木然地回家。
采写:本报记者 樊哲 实习生 丁文奇 林春怡 刘卓毅
摄影:本报记者 范舟波
图:
制图/吴山
办假证者邓世友的妻子黯然神伤,他死后给母女三人留下了300元。
不到半个小时,天河路上的一棵树上被贴了近20张办假证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