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少年一样飞

　　◎哈雷

　　100年前，有个小家伙出生在日本乡间，他家里是铁匠铺，后来是自行车铺，那时候能在乡下看见汽车可是新鲜事。不过这小子长到十几岁就进城打工了，他在汽车修理厂里表现出热爱机械的天性，汽修厂自己攒车参加比赛，这家伙就当副驾驶。后来，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开了自己的修理厂，用自己开发的引擎开始生产摩托车，他组织车队去参加世界大赛，第一次出征就有车手丧生，但他不放弃，不断改进技术，最终让他生产的摩托车成为世界冠军的代名词。他叫本田宗一郎，他的企业叫“本田技研”。本田宗一郎退休后，当年的f1.sports.sohu.com/' target=_blank>赛车经理河岛喜好当上了“社长”，他说过，本田车队如果不能在国际竞赛上取得胜利，“本田技研”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参加机车竞赛，是把公司命运全寄托在上面，是拼命的赌博，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担任社长比当年做车队经理轻松多了。

　　在如今的汽车世界，想重复本田宗一郎的成功几乎不太可能，想复制本田摩托车的成功也很有难度。但大家都熟悉另一个故事，1960年，有个小家伙出生于巴西的圣保罗市，他爸爸是个搞汽车配件的企业家。小家伙4岁，他爸爸就给他定做了一辆一马力的轻便小车，7岁大，这小子就敢把家里的轿车开到街上。10岁，他拥有了真正的小型赛车，13岁开始参加小型赛车比赛，17岁时就夺得了南美冠军。然后他跑到欧洲，参加各个级别的汽车赛，最终成为一个F1车手，这个生来就与车为伴的生命也终于在车道上离开尘世，他就是塞纳。要想当一名车手，重复这样的经历事在必然——很小就摸车，少年时代就开始比赛，是不是天才选手此时是最好的验证。

　　更多的少年将在长大之后和他们的赛车梦想说再见，但就中国现实而言，许多人的赛车梦想是被延宕了。韩寒是在写书成名，赚到了一些钱之后才有机会去玩赛车的。要是将飙车、赛车和青年反叛相联系，也许韩寒是个最好的符号。他所讲述的与汽车有关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很是好玩——他在水边卖自己钓来的螃蟹，有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买，临走时，父亲教育他的孩子要好好读书，否则只能像这位哥哥一样做小买卖。韩寒听了之后颇为恶作剧地开着他的好车追了上去，让那位父亲见识一下，不肯好好念书的孩子也会有出息。

　　从出名开始，到现在大骂文坛，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韩寒是被当成个反叛少年的代表了。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向来没有排除掉一种毒素，那就是总把年老一代当成腐朽没落的，把年轻一代看成朝气蓬勃的，尽管现在没人再把“童子尿”当成什么灵丹妙药，但赏识或者过度赞誉年轻人似乎更时髦一些。当韩寒说他没功夫打这场嘴仗要去玩赛车时，赛车这个道具的意义更加彰显:玩赛车是更具生命力、更张扬个性的生活方式，而文化上的辩论要显得无趣许多。

　　其实，所谓的少年反叛一直不缺乏这样的道具，20年前是霹雳舞，10年前是滑板和其他极限运动，也都算是体育运动。然而，20年前那些跳霹雳舞的人，10年前玩滑板的人，现在都已经或开始发福了，他们早就不反叛什么了，他们有了车子、房子。他们逐渐僵化呆板，为更年轻的一拨人叫好成了他们反抗体制的唯一举动。然而韩寒同学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也没什么不同:好车意味着成功，成功者，相对来说，就可以藐视他人。充满规则的世界是无聊的。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点儿，看看60年代欧美那些反叛者，那代人创造了今天的世界——牛仔裤、摇滚乐、女权、性开放等等，一位现年58岁的“老炮儿”最近在《NEWSWEEK》上写文章说，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们努力过。想当初，我们实际上有整整一分钟之久，卡住了这个体制的喉咙，但体制最终赢了。这个体制不会疲倦，不会被俘，也没有吵着要这要那的儿女。这个体制是有耐性的，它用房子、汽车和游艇来诱惑我们。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体制说:“我会等。我一边在等，与此同时我甚至会变大。”

　　那个体制的确变大了，在几十年前，我们就不在它的版图之内。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懂得用好车来宣扬自己的地位，把飙车当成爱好了。以前的孩子也就是练练毛笔字，玩玩象棋，飙一下自行车而已。物质时代的来临，让年轻一代人更早、更容易沉迷于物质享乐。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即使这些迷恋机械、迷恋速度的年轻人里面，没有出现本田宗一郎、保时捷、塞纳，他们总算拥有自己旺盛的青春，更少压抑的青春，一代人总该比上一代更幸福快乐。

　　一位50来岁的学者曾经这样开导一位30多岁的记者:“天赐良机，少年找到了他挚爱的游戏是幸运。形格势拘，青年适时地告别他少年时代钟爱的游戏，寻找更大的空间和挑战，更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