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在路上

　　研究长征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最终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这个结论反过来说，或许也可以这样解读——在长征路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使自己更加成熟，才领导长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长征之初，敌情并不严峻，红军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并没有太大损失。最初的平静掩盖了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缺陷。

　　“我们那会儿是夜间行军，一个班至少有一个火把。”曾少东将军说，有时候各连队还会互相拉歌。但随后的湘江之战让红军损失了约一半人马，这也宣告了博古、李德对红军指挥权的终结。

　　在经过黎平、遵义两次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开始主导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红军重新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这一时期，由于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红军摆脱了遥控自己的僵化思想，开始自主成长起来。

　　曾少东记得，他在长征路上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当时，前面的战士身上有一块木牌，上边写的就是“曾少东”。许多红军战士就是在长征路上扫除文盲的，后来的红色根据地的文盲率甚至比晏阳初进行乡村教育的地区还要低。

　　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面对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1960年与斯诺谈话时说，跟张国焘在过草地时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的中共中央曾受到了张国焘的武力威胁，形势一度非常严峻。

　　不过，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虽然红军的指挥权几经易人，也多次面临夺权斗争，但队伍最终还是团结一致，避免了分裂。

　　罗开富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坚持走完长征路，跟自己一样，“靠的是沿途人民群众的帮助。”他说自己一路总共找了2800多位向导，而人民拥护的原因无疑反映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成熟。

　　成熟了的红军在长征结束后，马上打开了新的局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从此，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了西北，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

　　自新中国建立后，“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就成了建设国家的口号。在长征精神鼓舞下，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也成了表彰先进人物的一项崇高荣誉，而且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时至今日，70年过去了，红军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红色旅游区，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瞻仰、观光，更有人通过重走长征路来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长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得以延续。(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