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家电视台热播长篇电视剧《江塘集中营》,将观众带到了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许多观众可能不知道,该剧是根据抗战时期的真人真事——发生在南京浦口战俘营的三次暴动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它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与光辉品德。
浦口战俘营里的悲惨生活
日本军国主义在统治南京的八年期间,为了扩大掠夺中国的煤炭、铁矿石等,从1938年开始,在南京长江北岸的津浦铁路终点站的上游约1500米处的九氵伏洲江滩上,动工修筑了两座新的大型煤矿转运场,至1941年初建成,称“新贮炭场”。新贮炭场的三座码头通称为“三井码头”。日方当局在修建这新贮炭场的时候,有意识设计成几乎是四面环水的封闭地形,只有一条狭窄的铁路堤埂与外界相通。日军在煤场四周围起电网,建起炮楼,实行严格的军事戒备与军事管理。
日军当局从一开始就决定,在新贮炭场与三井码头从事装卸的劳工全部使用中国战俘。日本当局在修建“新贮炭场”与“三井码头”的同时,在浦口择地修建了两个战俘营。从1941年开始,日军当局从太原、北京、上海、武汉、裕溪口等地,先后分六批向浦口战俘营押运来共约5500多名战俘与“犯人”。这些战俘多是日军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交战的各战场上俘获的;也有少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的被俘人员,以及被抓获的抗日分子与普通民众。日军当局将他们编成9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8个小队,每个小队有70人左右。
浦口战俘营的战俘劳工,其劳动与生活,比中世纪的奴隶还要悲惨与沉重。他们在日军武装监视与驱赶下,被剥夺人身自由,每天被迫从事长达12个小时以上的沉重劳动,不停歇地装卸、抬运煤炭与铁矿石。若监督的日军认为劳工的动作稍慢或装卸量偏少,则立即以皮鞭抽、刀背砍、皮靴踢、大棒砸经常有劳工被当场打死。更有甚者,日军还以种种极野蛮的方法折磨劳工,如罚站时,直到劳工支撑不住瘫倒在地;或强逼劳工在铁道上用双手撑住一根铁轨,双脚蹬住另一根铁轨,将身体悬在半空中稍有晃动就用鞭子猛抽;或让劳工头顶大石,跪在石渣上;或逼劳工互打耳光、撞头等等。而给予劳工的生活条件则非常恶劣:住的是冬冷夏热的简陋工棚,睡的是没有被盖的大通铺,穿的是草袋烂衣,吃的是黑馒头、霉米、山芋。若劳工病倒,则被日军强逼关到隔离室,无医无药,冻饿而死。若有劳工逃跑,被抓回来后,不是枪毙就是装进草袋扔进长江,或是用军犬活活咬死。1943年夏天,有8个人逃跑后被抓回,日军逼迫他们自己挖坑,然后全部活埋。日军在对逃跑者处以种种死刑时,都要集合全体劳工观看,制造法西斯恐怖,加以威慑。结果,浦口战俘劳工营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劳工或被折磨而死,或被打死,或被冻死,或被饿死,以及被逼迫自杀而死,最多时一天死了40多人,大批的死者都被拖到附近的江滩上挖个大坑埋掉。据有关资料,先后在“新贮炭场”与“三井码头”充当奴隶制劳工的中国战俘约有5500多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只剩下约800人,战俘生存率只有约1/6,先后有4700多人惨死在日军的折磨和屠杀中。
近年来,我们勘查了浦口战俘营的旧址。在浦口新炭场坝子窑与顶山乡大新村交界处,发现了4000多战俘的群墓之地,至今仍可见累累白骨。我们还对一些战俘幸存者进行寻访调查,这些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一提起当年的浦口战俘营与新贮炭场,就悲愤满怀,声泪俱下。
战俘们的痛苦回忆
战俘幸存者王政庭回忆说,他是1943年在湖北被俘,与200多个同伴被押到浦口新贮炭场。每天早晨7时到日落搬运煤炭,干不完不能回集中营。每周总有两三次加班到深夜或通宵干活。他们要把煤炭从火车上卸下来,再运到贮煤场或装进货船。旁边有日本兵监视。
战俘幸存者郑龟秋回忆说,他原是国民政府军第86军的士兵,1939年在浙江作战时被俘,先被关在裕溪口集中营,1941年被带到了浦口战俘营。“这里的伙食很差,根本没有大米,硬麦粒做的饭不消化,排泄出来还是麦粒。……得了重病的都被移到7号房间里,席子直接铺在地面上。病人的脑袋旁边放一盆刷锅水,如果病人不喝,就当尸体处理。编了号的病人更得不到治疗,日本人只是命令:明天埋几号几号。第二天,即使病人手脚还在活动,也被剥光衣服,卷在席子里,捆上手脚,运出去。病人呻吟,摆手说:‘我还没死。’但日本人命令说:‘快捆起来。’当时,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哪里还能救人。”
战俘幸存者卢生金回忆说,他在战俘营曾看见“一个上海十九路军的士兵,被绑在树上,日寇用自来水向他的嘴里灌入大量的水,等到肚皮涨大后,用一根约10公分粗的木棍,猛敲他的肚皮,一直把肚皮炸开,血水直喷,人当场死去。”
战俘幸存者王占魁回忆说:“有的病重者及战场上的负伤者,还有一口气,就被日寇逼着其他战俘将这些人活埋掉。最多时一个小坑里埋上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参加埋葬死去的战俘时,同去的有一个人在埋别人时自己也死在乱葬岗子前。又有一次当日军命令活人埋完死人后,又将参加埋人的八个战俘,刺倒了两个推进坑里。”
南京日军“新贮炭场”与“三井码头”,都是建立在无数中国战俘的血泪与白骨之上。
战俘营的首次暴动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物资的疯狂掠夺与对中国战俘劳工的野蛮、残暴的管理,激起了中国战俘劳工连续多年、前赴后继、日益强烈的反抗。
开始,这些从中国各战场俘获的战俘被日军拘押到浦口战俘营后,面对着沉重的劳动与不堪忍受的虐待压迫,面对着国破家亡为奴为隶的悲惨遭遇,许多人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志气,采取积极的斗争行动,进行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地夺取武器与集体暴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暴动就有三次,在日占区乃至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暴动发生于1942年8月19日。战俘们事前经过秘密串联,制订了在收工点名时夺取卫兵武器、然后冲出战俘营栅门、乘黑夜逃亡的计划。8月19日傍晚,战俘们先后从煤场、码头回到战俘营。日军警卫队按照惯例让战俘们在操场上集合点名。就在这时,有一个战俘大喊:“吃烟吃酒喂!”这是暴动计划中规定的行动信号。战俘们听到这个信号,立即行动,一齐挥舞铁锹、木杠,向在场的日军及附近的门卫、哨兵冲去,打死数名日军,夺得一挺机枪与数枝步枪,然后冲出战俘营栅门,沿着那一条仅有的通向外界的通道——狭窄的铁路堤埂奔跑。眼看着就要冲出牢笼,不巧在这时迎面开来一列火车,挡住了战俘们逃跑的去路。战俘们只得跳进堤埂两旁的江水中,往江岸上游去。日军警卫部队抓住这个机会,从炮楼、岗亭、舰艇上一齐开火,向逃亡的战俘们猛烈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在日军的追捕下,又有100多人在江水中淹死。最终只有32名战俘乘黑夜在江水中游了6个多小时,冲出日军搜捕圈,投奔到中国抗日部队控制的地区获救。而被日军抓回去的逃跑战俘被日方当局下令全部处死。
这次暴动虽没有完全成功,战俘牺牲者众多,但是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那些后来的广大战俘。暴动消息传到南京与华中各地,在沦陷区的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影响,重庆与延安的媒体也都作了报道,进一步引起抗战区军民对南京等沦陷区人民的关注与思念。
这次暴动后,浦口战俘营的日军警备部队增加了看守兵力,加强了对营区与战俘的严密警戒。日方当局还通令战俘营附近的乡、保、甲长,要协助日军对战俘营的看管,如发现有逃跑的战俘,抓捕送回者有赏,隐瞒不报者严惩。
战俘营被迫改变野蛮政策
但是日方当局的严密防范仍挡不住战俘们逃离魔窟、投奔自由的愿望与前赴后继、不畏强暴的斗争。1943年4月,浦口战俘营的战俘们又勇敢地举行了第二次暴动。这次暴动采取了隐蔽的行动方式。那天深夜,参与行动的战俘们悄悄地溜出了住宿的棚户,来到营区边上的电网前。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几块大木板架到电网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向外翻越。但由于这次暴动事先组织欠严密,人多拥挤、响声较大,惊动了日军哨兵。日军从岗楼上打开探照灯,发现了铁丝网边拥挤的逃亡战俘,立即开机枪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结果只有极少的几个人逃出了虎口,获得了自由。
第三次暴动发生于1944年2月。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动。在这次暴动的前一年,即1943年9月,日方当局向浦口战俘营补充进1000多名战俘,其中有一些是从湖北、江西等地战俘营转押过来的。这些新来的战俘带来了外界的一些新消息,其中关于日军在武汉战俘营集体屠杀战俘的消息,在战俘营的战俘中广为流传,使战俘们感到震惊与愤怒。战俘们担心武汉的大规模杀俘事件在浦口战俘营重演,惟一的出路就是再次暴动。这次战俘们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他们先利用各种机会,仔细观察战俘营的内外地形,制定暴动的方法与计划,确定暴动的时间与袭击的目标,选择冲出战俘营营区后的逃跑道路,最后决定仍然利用傍晚收工集合点名的时机行动。因为那时战俘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便于集体行动;而且天渐黑,有利于向四周突围逃跑。1944年2月的一天傍晚,第三次暴动按预定计划实施了。但不幸的是,战俘营临时出现了意外事件,使暴动计划实施出现差错,造成暴动人员行动步调不一致,在对日军袭击与肉搏时,被日军各个击破。暴动的战俘当场被打死100多人,被抓回100多人。但有100多名战俘还是冲了出去,获得了自由。这是获救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俘暴动。
浦口战俘营的战俘连续不断、前赴后继的暴动与所表现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使日方当局感到震惊与恐惧。而在这时,日本在各战场上的形势日益不利,这一切都使得日方当局被迫改变了对战俘们多年来一贯实施的“高压”与野蛮镇压的政策。他们将第三次暴动中被抓回的100多名战俘,没有像以前一样全部枪杀,而只是罚跪与鞭打;不久之后,还给全体战俘发了棉衣;对战俘的伙食也稍加改善。日方当局企图以“怀柔”政策软化与收买战俘,使浦口战俘营继续为他们提供他们急需的劳役。但日益觉醒的战俘们没有被软化与收买,他们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虽大规模的暴动没有再发生,但个别逃跑与反抗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还经常有人暗中袭击单身日军哨兵,使驻防日军整天提心吊胆。
党史期刊《世纪风采》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