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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
爱因斯坦来访，马可尼来访，杜威、罗素、玻尔、泰戈尔、杜里舒、卓别林、萧伯纳等各色名人来访，还有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法国将军霞飞访问上海，看上去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因为发生在近代的这些来访，或顺道，或专程，或短期，或长期，或讲学，或经商，或系政府出面，或因教会关系，或由社团经办，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团体、机构或个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通过不同的途径而促成的，并不是同一个机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实施的。但是，在这些看似独立、分散的活动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上海城市传统。
首先，上海在近代形成一个海纳百川、勇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传统。翻开中国近代学术史，有许多学科的系统知识，都是在上海引进输入的，自然科学方面，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概略论，物理学中的力学、光学，近代西方化学、地质学、植物学、心灵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社会学、进化论、民约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不胜枚举。我作过一个统计，19世纪下半叶，代表人类优秀文化的西方新知识、新学理、新学科、新方法之传入中国，四分之三以上通过上海。清末新政时期，上海出版西书的机构至少有95家，四马路、望平街是全中国介绍西学最密集的区域，书局、书馆、学社到处皆是。西方刚出一新学理，上海很快就有介绍。美国电话投入使用没几年，上海就有电话出现，还能自己制造。X射线在西方发现不久，上海就有介绍透物电光的书籍出版。这些介绍，有的是中国政府组织的，有的是教会实施的，有的则是民间资本经营的，或为强国，或为富民，或为直接逐利，或为间接传教，共同汇聚成上海引进西学的潮流，数量大，速度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到民国年间，上海已经形成引进西学的传统，已是国内、国际、东方、西方公认的勇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著名城市。
其次，上海有着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网络。众所周知，近代上海有那么多国际移民，最多达到15万，吸纳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归国留学生，存在诸如亚洲文会、中国科学社等那么多与国际学术界有密切联系的学术团体，有那么多国际性的传播媒体。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上海的中西社会之间、教俗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信息共享、互相协调、互为补充的关系。爱因斯坦之来访，信息便是共享的，上海的犹太人起作用，上海的日本人起作用，上海科学界人士起作用，上海的买办起作用(王一亭就是买办)。对于格兰特、霞飞的接待，都是租界当局、上海地方政府共同操办的。有的时候，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当局，就像一家两兄弟在共同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当局，当然有许多矛盾、冲突的地方，很多时候是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协商、协调甚至合作的地方，在接待来访、防止传染病、打击犯罪、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有许多合作，很有点像现在世界范围里反恐、预防禽流感那样。后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声浪中往往被忽略。
再次，近代上海有着善于学习、崇尚科学、追求卓越的氛围。近代上海是移民社会，移民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是不太讲究出身、家庭背景的社会，特别看重个人能力的社会，因此，善于学习、勇于竞争、追求卓越是移民社会必然的品质，求好、尚美、逐新是移民社会普遍现象。在近代，西方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往往与有理、有趣、有利联系在一起，与更好、更精、更美联系在一起。近代上海，形形色色的外语培训班、职业培训班比米铺还多，外语好、技术精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直接有关。那时，西方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几乎与先进同义。所以，如果说上海人看上去很崇洋，但崇洋的实质是崇尚先进，崇尚科学。对待那些压迫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者，上海人坚决反对，四明公所事件、反对美国虐待华工、五卅运动都是显例，而对待那些介绍科学知识、优秀文化的爱因斯坦、马可尼等名人，对待那些能够带来进步、利润的学理、新知，是热烈拥抱。所以，上海人是崇洋不媚外，反侵略不反对科学。
海纳百川、善于学习、崇尚学科、追求卓越，是近代上海能够吸引、联系、接待那么多国际文化名人的深沉的文化基础。
1933年12月7日马可尼夫妇乘火车抵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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