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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发展与保护是全世界的困境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6-7 9:28:18 ·来源:新京报
学者考察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谈得失典型个案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普遍处境
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
1995年,经中国和挪威文博专家考察后,撰写了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97年10月2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宋雅出席了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关于中国贵州省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签字仪式。1997年,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挪威政府为此项工程提供无偿援助88万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80万元),用于场馆建设和征集实物。1998年10月31日,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
人物
方李莉,1956年生于贵州省六盘水市。1996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观念大趋势》、《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等。方李莉说下一步将研究怎样把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保护融为一体。
在建成生态博物馆后,茅草房都经过了修缮,并修建了很多石头房子和瓦房,人文景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举办葬礼时,为死者守夜好几天。
方李莉一行来到寨子里时,年轻女性都喜欢围着她们,因为她们是城市的象征、时髦的象征、时尚的象征。 这些很抽象的几何纹饰,对于苗寨人来讲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符号,但年轻姑娘上学后就不再愿意学习绣花,也讲不出图饰的意义了。 博物馆把每年大年初十当做一个跳花节,添了很多舞蹈供游客观看。这实际上是一种表演,不是他们的原始状态了。
本报讯(记者邓玲玲)5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方李莉在王府井涵芬楼书店举行了一场名为《消逝的文化———贵州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得与失》的讲座,与听众分享了她在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为期3个月的考察见闻和思考。梭嘎生态博物馆是1995年由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两国学者合作的项目。它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10年以来它的成功与否受到全世界关注,也是展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困境的一个典型例子。
2005年夏天和今年春节,方李莉率领6人的考察队,用三个半月时间走访了贵州省梭嘎乡生态博物馆。
在演讲中,方李莉阐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与经济发展状况,建立博物馆后带来的变化,在保护文化传统与发展经济中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及当地人如何选择生活方式和对待传统与文化遗产的态度。
演讲结束后,本报记者针对生态博物馆的得与失,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采访了方李莉及相关专家。
演讲摘录
考察缘起
希望找到一个活态保护的成功例子
去年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10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在贵阳召开的生态博物馆研讨会。在会议上,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戴维兰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种表达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好愿望。这一欧洲的经验在中国这个非常偏远的苗族山寨,是如何实践的?它的实践给当地人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这是我当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我的研究,活态的保护很难,我没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很希望在这里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毕竟它是来自欧洲的、文明中心的先进国家的经验。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经验,把它解剖出来,有利于政府推广它,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文化特征
所有的文化都是靠口传心授
我们考察的这支苗族是属于箐苗的一个分支,由于其妇女头上绾着一个长长的角,当地人又称其为长角苗。
这个民族在上世纪60年代前不仅不通汉语,而且还没有文字。他们所有的历史都是靠脑子记,所有的文化都是靠口传心授。他们不懂得日历,不懂得数数,据说,他们直到现在还有结绳记事的习惯,而60年代以前,结绳记事、刻竹记事,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记日子不是用阳历,甚至也不是阴历,而是用十二生肖来记,也就是以羊日,猪日,狗日来记。
至今他们记赶集市的日子还是如此,为了便于记忆,当地的集市也是按十二生肖来命名,所以当地便有了羊场,狗场,猪场等赶场的地点。直到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前,当地的妇女还很少有人读书,头上绾着角的妇女大多是没有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现在开始认字了,但是二十五六岁的人还是不认识字。
这里的女孩子也学习文化,但和我们不同,我们学习文化是上学、认字、看书,她们是跟着妈妈绣花,因为纹饰里有很多历史信息,所以绣花的过程是在学习她们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但是她们一旦上学了,就没有时间去绣花,或者就不愿意去绣花了,所以欧洲专家很担心她们会把这种文化给断掉,所以提议不让她们上学,但中国的学者和政府肯定是不答应的。政府觉得要帮助她们脱贫,首先要让她们受教育。在这样的交涉下,她们开始上学,学习文化。
生活巨变
生态博物馆、外出打工、孩子上学是重要变量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里的苗族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次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他们从一个狩猎民族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在第一次的巨变中,他们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以后,他们又面临第二次巨变。
在这一次的巨变中,他们不仅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开始离开家乡,开始学习新的文化,就像当年他们开始学习耕种技术一样。但他们能成功吗?
引起当地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是什么?一个是它建了生态博物馆,来了很多的游客,改变了传统观念,又来了很多的扶贫款和旅游的人,这里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建了生态博物馆后,政府修通了公路,又通了电通了水,这个寨子一旦被打开,他们通过电视发现,外面是完全陌生的,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也许是他们可以去的、改变他们生活状态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出外打工,出外打工对他们思想上产生的变化是极大的,还有就是孩子上学读书。
我对打工群体做了很细的调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基本上找不到年轻人,他们都在外地打工,我们看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们赶到春节去,春节所有的人都回来了。
后来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山寨来到城市,他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空间,还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系统,他们从小习得的本民族文化知识、文化规则在这里全然无用。
这些从山里来的苗寨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全球意识”,但他们必须从头学习和理解自己文化以外的文化。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文化的边缘人。
关于思考
必须关心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
考察完了我考虑着一个问题,生存权与话语权,孰重孰轻。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在生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有自己文化的自主权吗?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苗族人今天面临的现状,实际上我们汉族也面临着,而且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范围内所面临的,他们的今天实际上是一面我们昨天的镜子。我们有过科学救国的口号,甚至还有过全盘西化的口号,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处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懂英文,到了外国我们会跟苗族人一样不认识字不认识路,也是“没文化”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也在逐渐丧失。现在国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升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开始提高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口号。
我们应该有我们文化主体的意识,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社会还是一穷二白,传统的文化再有价值,它在人们的心里也不会有什么位置,因此我们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关心承载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由几个民间艺人来传承的。如果我们不找到传承不下去的原因,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国际上最好的政策,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少数民族还是处在文化的边缘之中,但是这种东西是两难的问题,怎么保护他们的文化,怎么能传承他们的文化,又怎么让他们脱贫致富,又怎么让他们不成为文化的边缘,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下面可能要做的研究。
对话
能做的就是记录文化
新京报:梭嘎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生态文化起到了多大的保护作用?
方李莉:这个生态博物馆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物质文化所带来的副作用,他们开始接受教育,出现了打工的群体,但由于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更加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这也使他们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觉得自己的文化是一种负担,想要摆脱自己的文化从而去了解新的文化。在生命权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不会去考虑话语权的。就现在来看,那些记录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服装纹饰正在消失,酒令歌也正在消亡,会唱的老人越来越少,又没有人去继承。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了解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文化了。建立这个生态博物馆的本意是好的,在改变当地人生活状态这点上达到了最初目的,但确实也存在问题,并不是说每个人不努力,这是发展和保护的矛盾。
新京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国内其他地区的这种生态园、生态博物馆的状况?
方李莉:我了解得不全面,但应该都不会太好,有的地方应该更商业化一些,相比之下,这里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生态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也没有建旅馆等设施,当然这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新京报: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这一矛盾?想知道现在具体的研究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
方李莉:这个问题在全世界看来也是一个困境,没有哪个学者有特别好的方案,我们的想法是保存与保护并存。我们建的数据库就是要建立一个文化记录库,因为这些东西即使存活了下来,也不可能不变,何况是一个民族,而且社会变化这么快。所以我们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保存、记录。从我目前的考察来看,完全传承下来很难,只能传承他们的内涵和精神。我们做了很多个案,但没有一个地方文化是完全传承下来,我们寄希望于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欧洲人帮忙建的,但我们在这里考察这么久以后发现,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完全传承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下来他们的文化。
现场互动
问题1:你对这个项目评价到底是怎样的?
方李莉: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当地人改变很多。在这以前他们是最落后的民族,特别穷,生活状态改变不少,建了生态博物馆,国家拨款多了,扶贫项目、对口单位很多,还有很多人在外打工,虽然现在生活还不宽裕,但以前是过不到这个水平的。但是文化消失加快了,如果没有建博物馆,他们的文化可能还会原地不动,但因为建了博物馆,它的文化在迅速变化,比如很多出嫁的衣服、老的衣服、甚至头发都卖掉了。
问题2:我觉得在贵州很多生态博物馆不是为了要传承文化,而是要办旅游。
方李莉:我现在感觉市场经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非常热情,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对自己家乡文化的感情,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利益,在我们的考察过程当中,利益驱动始终是第一位的。
现在旅游和保护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开展旅游,这个地方的文化也会消失,比如他们可以卖一些东西,但一开展旅游,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也在迅速消失。他们根本不知道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他方观点
难点在于人的意识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一方面是不让历史的记忆中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被西方的强势文化所垄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留住精神家园,这也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在于人的意识,要让大家感觉到非物质文化很重要,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宣传,改变人们的思想,让大家在追求物质文化的同时也来关注文化遗产。
发展也是有创新的
刘锡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当然要保护,而且要延续这种活态的发展,但发展也是有创新的。传承这种文化的有个人、家庭、群体、社会,在过去的文化传承中也有创新,因为每一个传承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他们可能会使某些东西失去,但也会增加某些东西。
这和现在的某些人不同,现在有些官员用自己的理念、方式去进行所谓的“创新”,其实这就是修改,对活态的保护很不利的。市场经济打破了宗法社会的条件,破坏了原来的模式,但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能阻止的,但同时,对文化也是不能修改的。
实习生马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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