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泄密 裁掉蘑菇云照片地面

　　两院院士大会召开 军事摄影家回忆周总理关心国防科技事业

　　6月5日至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老人一边听着会议广播，一边回忆起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创新思想一脉相承，两弹一星就是最高的创新，史无前例。周恩来总理当年亲抓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孟老从一封40年前的批件亲身感受到总理对科技事业的热忱。

　　一封

　　珍贵的批件

　　公开三次核试验照片

　　配合纪录片上映，国防科委请示总理

　　20世纪60年代，我国完全是独立自主发展尖端科技。1964年至1966年，我国自行完成了3次核试验，孟昭瑞作为当时少有的军事摄影记者，是唯一一个全程参与3次核试验拍摄的新闻工作者。1964年10月16日，他拍下的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照片，经过严格审查，在十几天后得以发表，这就是那张著名的蘑菇云照片。而1966年10月1日之前，1965年的第二次与1966年的第三次核试验照片一直未问世。

　　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记录我国3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该片定于当年10月1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并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新华社摄影部提议该纪录片上映前，可在《人民日报》上配发3次核试验的照片。新华社为此请示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以及有关业务人员专门开会讨论，孟昭瑞带去了3次核试验中他拍摄的烟云、火球等多幅照片。会上，他详细汇报了拍摄状况，会议结束时选出了4幅。

　　1966年9月30日下午5时，罗舜初同志给周总理写了一个请示，内容为：

　　总理：新华社提出，为了配合公开放映我国一二三次核试的影片，它们要求发表有关核试验的新闻图片。现选了四张图片，经研究不存在什么机密问题。现将准备公开发表的四张图片呈上，是否须要发表请审定。此致，敬礼！

　　周总理批示：同意发表

　　为保密，一张蘑菇云图片裁掉了地面部分

　　当天晚上7时，孟昭瑞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总理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他，立即到中南海西门取总理的批件。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孟昭瑞看到周总理已用毛笔在请示上写下“同意发表。周恩来，九.卅”。周秘书将批件交给他时嘱咐：“赶紧发吧，总理同意了。”晚些时候，新华社摄影部的发稿编辑从孟昭瑞手中借走了4幅照片的底片。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这4幅照片出现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为了保密起见，报上那幅1966年第三次核试验的蘑菇云图并不完整，下面的地面部分被通通删去，因为它可能透露蘑菇云升空的高度。

　　40年前的这封批件，孟老珍藏至今，纸上罗舜初同志的铅笔字还是那么清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孟老感慨万千，他真没想到总理这么快就把它批下来，而且工作如此认真细致，这么一件事，他也要亲自写批示。但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新中国才得以用举世罕见的速度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核试验·保密

　　原子弹试验

　　邓颖超不知

　　总理呕心沥血地抓两弹一星工作体现在方方面面。孟老说，张爱萍将军曾讲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在总理家中汇报工作。汇报完后，邓颖超同志埋怨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原来就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将军笑着说，“总理说这项工作要保密，我也不敢违反纪律呀。”

　　这件事对孟老影响很大，“总理带头做保密工作，是我们的榜样。后来我在实验场两次看到氢弹的当量是300万吨，但这个数字公开之前，不管谁问我是多少，我都没说过。”

　　一句

　　自信的誓言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1960年我国初生的核工业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周总理是亲自抓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为研制两弹一星，国家成立了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我认为，没有他，新中国就不会在短期内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即使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还成功制造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及导弹核武器等尖端科技。”采访中，孟老几次满怀激情地提到。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同年1月和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也阐明了这一问题。

　　此后几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原子能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但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所有中、苏经济技术合同，撤走全部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技术专家，带走重要资料，使我国初生的核工业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周总理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来。”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从此，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

　　一位

　　尽职的调度

　　亲自询问每次试验

　　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年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用最快的时间解决了抽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确定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配调和进口技术设备以及制定出《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先抓原子弹”是周恩来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集中了包括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在内的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

　　而周恩来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总调度”。举凡中央专委会决定的事，哪怕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采取会上当场拍板的方式，绝不拖到会下，由主管的部长负责，保质、保量、限时完成。决策做出后，周恩来还要派人不断督促检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年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成功爆炸。

　　孟老回忆，每次试验前，总理都要几次与试验场通电话亲自询问，态度非常谨慎。1964年10月16日，孟昭瑞在第一次原子弹发射现场采访时，亲耳听到张爱萍将军向总理汇报原子弹爆炸成功。爆炸中首先产生冲击波，然后火球蹿出，紧接着形成蘑菇云，直到蘑菇云形成，张爱萍才有把握地拨通电话向总理汇报，在场人都听到电话那头总理焦急的声音——“确定有把握吗，准确还是不准确？”张爱萍随即又询问身旁的核物理专家王淦昌，得到了肯定答复，总理非常高兴，在场的工作人员觉得受到莫大鼓舞。

　　科学家·保护

　　如果出意外

　　我要找你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航天火箭和核工业系统在第二年春天也被卷了进去。周恩来得知这方面情况后，极为重视，亲自过问，全力保护成长中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参与我国尖端科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提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院士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张丽

　　本版摄影 孟昭瑞

　　相关链接

　　主持中央专委会议

　　批准上海728工程

　　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文革”中并没有停滞不前。1967年7月16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距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速度比苏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都快。我国的“两弹”试验与国外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是最少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年，周恩来3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会议，审查批准了上海728工程（即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他一再告诫与会同志：“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这名我国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

　　成功的经验

　　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钱学森院士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一套经验拿来用上了，当然很灵。他为我们创造了一套领导和研制‘两弹’的工作方法。”

　　“……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中央军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二话的……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夜以继日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