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草圣”张旭虽久负盛名，可是至今说起唐代书家，有人却把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张颠老死不足数”，信以为真，并影响了今人。然而，前人对此早有质疑。苏东坡最早指出此诗乃后人伪托。宋人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说：“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嫁名太白者。”校注李白诗文集的清人王琦，更举出事实论证说：李白曾写诗盛赞张旭临池“胸藏风云世莫知”，哪里会骂同为“酒中八仙”的友人“张颠老死不足数”呢！

　　抛开前人的辨伪不说，研究史实，就会看出张旭与怀素之间是开创与继承的关系。唐代王邕一首诗中就已指出：“君不见张芝昔日称独贤，君不见近日张旭为老颠，二公绝艺人所惜，怀素传之得真迹。”应该说，张旭、怀素的书艺都登峰造极，是唐代的“草书双圣”。若“重素轻旭”是很不应该的。

　　据典籍记载，张旭传世的书法真迹有《古诗四帖》、《肚痛帖》、《郎官石记》。他同时代的蔡希综在《法书论》中，称他的书法“卓然孤立，声被寰中，……雄逸气象，是为天纵。”《旧唐书》本传也说：“后人论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皆有异论，至（张）旭无非短者。”这都充分肯定了他在唐代书坛的地位及其重大影响。

　　张旭所以享誉如此之高，是因为他的草书达到了超越前人的境界。同为唐代书家的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愁、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谔，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侃，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无疑，对一个书家来说，不会有比这更高的评价了！

　　盛唐及中晚唐，都有诗人称道张旭草书的精妙。“诗圣”杜甫在一首诗中，说张旭草书使他觉得：“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并评论说：“未知张（芝）王（羲之）后，谁并百代则？呜呼‘东吴精’（指张旭），逸气感清识！”杜甫把张旭与张芝、王羲之相提并论，显然有将他也列为“百代则”（师表）之意。

　　千余年来，张旭的诗名一直被其书名所掩。同时代及后人论张旭，都盛赞其书而不及其诗。其实，张旭不但是“草圣”，又是造诣非凡的诗人。翻阅《全唐诗》及《全唐诗续拾》中张旭仅存的10首诗，令人拍案称赞。

　　例如五言绝句《清溪泛舟》：“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这首诗描绘的是旅人弄舟清溪，明月初升，歌声顿起，舟中人笑揽溪中月影，流连忘返。诗如画图，有人物，有情景，有动感，空灵脱俗，给人无限美感。

　　再如七言绝句《春草》：“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这是一首感怀诗。“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诗人远离故园，寓居边城，于一望无限的春色之中，离愁别恨陡然而生。前两句以乐景写哀愁，使哀愁倍生。后两句对仗极工，以低回幽怨语气道出，把思念之情的表达推向顶点。

　　最后列举七绝《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寥寥28个字，把陶渊明《桃花源记》囊括其中，真是神来之笔。它也使人隐约觉得，生活年月稍后的王维的《桃源行》名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似乎就是捡拾挪用了张旭的诗句，而且在构建令人无限遐想的意境上不如张旭。张旭此诗堪称极品，它被清人选入万中取一的《唐诗三百首》，编者并说：“四句抵得一篇《桃花源记》。”

　　仅从这三首可以看出，张旭的诗歌，堪与他同时代的大家并列而无愧。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使后人有遗珠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