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的确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我的青年、中年时光，大部分是在合肥市的宿州路南端度过的。后来，经过几次大迁移，又到宿州路的北端落户了，并开始了“夕阳红”的岁月，也许，终将在这里打上我人生的“句号”。

　　1951年严冬，皖南、皖北行政区合并，我们一行数十人原属于青年团皖南区工委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合肥，在青年团安徽省工委机关工作。我们机关这个大院子的旧址，也就是现为安徽急救医学中心那个大院子。这里原称“洋楼巷”，因有“基督医院”而得名。1955年，青年团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青年报》在筹备创刊时，曾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报名。郭老端端正正地写了“安徽青年报”5个字，有个“青”字他感到不太满意，还重新写了一个，剪下贴上。郭老在复信时，在信封上写了“合肥羊楼巷”，把“洋”字改为“羊”字。这一字之改，可以说是“笔力千钧”，反映了郭老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透视出凛然不屈的壮阔襟怀，这给我印象很深。前些时候，“故地重游”，往事萦怀，偶成一绝！

　　洋楼巷口夕阳红，大厦巍巍抚碧穹。难得郭翁改一字，迥然意味不相同。

　　话儿从宿州路的南端，又说到北端。1959年初冬，以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穆尔塔扎耶夫为首的“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合肥访问，我当时作为一名记者随团采访。前苏联客人走到宿州路北段，亦即当时的北门杂粮门市部和庐州烤鸭店附近，那狭窄的街道，拥挤的人群，坎坷的路面，给客人以深刻的印象。陪同参观的合肥市建设局负责人告诉客人：这是一条老街，解放前就是这样的。穆尔塔扎耶夫说：“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妨留一段老街道，作为‘街道博物馆’，也好让后人有新旧对比。”还有一位客人说：在列宁格勒（今为圣彼得堡）有条街道的路灯，还保留了沙俄时代的灯饰，尽管它陈旧一些，但凸显出古典文化的味儿。

　　这一鳞半爪的谈话，涉及到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城市的文化底蕴。

　　城市的文化底蕴，既是城市的内涵，又是城市的仪表，城市的精气神。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一般都注重城市的文化品位问题。城市的活动——实力——魅力，往往就是这样地衔接在一起的。

　　历史的风风雨雨，给人们留下“烙印”，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怅惘。

　　1992年初夏。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博士来合肥访问。我们在华侨饭店聊天，客人谈到，他来安徽考察辛亥革命史迹中，发现安徽最早在清末传播民主思潮的安庆藏书楼，是陈独秀、柏文蔚在安徽组织的“励志学社”的旧址。陈独秀、苏曼殊、刘光汉、谢无量等宣传革命思想，阅读反清书刊，传播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安徽公学”和“科学图书社”的遗址等荡然无存，有的断垣残壁，风烛残年，朝不虑夕。现在芜湖长街20号的“科学图书社”的旧址，陈先生听说扩建街道时要扒掉，感到很惋惜。陈先生说：“革命先驱在‘科学图书社’组织阅读马克思著作，教育了一代人，这个很有意义的地方，留下来比扒掉要好得多。”前些时候我听说，“科学图书社”的楼宇已经被拆除了，从芜湖市的地图上消失了。

　　留下一个文化历史遗址，即使是断垣残壁，也都是给后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北京的圆明园，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断了手臂的雕塑维纳斯女神，还有希腊的那座神庙，人们从这不完整的建筑中，往往可以窥看完整的历史，也能触摸到历史的链条，一环扣着一环！拆，容易得很；建，就不那么容易了。陈万雄博士的感慨，还是令人深思的。

　　1958年深秋，全国大办钢铁。当时，我在亳县采访。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有人提出，小高炉钢铁产量上不去，打算把花戏楼门前高大的一对铁旗杆炼掉，让小高炉“放卫星”。时任亳县县委第一书记的赵建华听罢，把桌子一拍：“谁敢把铁旗杆炼掉，我就把他扔进小高炉炼掉！”真是语惊四座。他又说了：“你们不想想，亳县有几个花旗杆，不就这两个嘛！今年炼掉了，明天没有铁旗杆了，那钢铁产量咋保得住，不准瞎搞！”分管工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周茂新也说：“马上通知钢铁指挥部，不准炼铁旗杆，花戏楼的像铁香炉什么的，也不许乱动！”就这样，一夜之间，决定了花戏楼铁旗杆的“生死存亡”问题。我在想，当年如果一鼓劲，把这个当时以为带有“封建迷信”烙印的铁旗杆炼掉了，亳州市不仅少了一份旅游资源，更损伤了一份城市的人文精神啊！

　　城市文化底蕴与“城市名片”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的文化底蕴，培育着、催化着人们的精气神。人们总是这样期盼着：要多角度打造城市软实力！

　　话又说回来，现在合肥市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改造、拓宽宿州路。入夜，灯火通明，压路机、拖拉机震撼着街道两旁的楼宇。我凭窗聆听，遐想万端，仿佛听到了合肥昂首前进的咚咚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