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莫斯科成全球最贵城市”的消息引起了大家对俄罗斯的持续关注，“莫斯科年轻中产阶级月入1000美元80％有房产”、“俄亿万富翁不愿效仿巴菲特为慈善事业捐献巨款”等消息频频见诸媒体。当然，如同很多排行榜一样，受种种因素制约，其结论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但哪怕只是一种参考，也值得我们思考隐藏在“最贵”背后的启示。

　　如果单以“物价指数”高这一参数来考量，不管是表象还是背后的原因，莫斯科与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都非常相似。

　　——高物价由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非理性消费所拉动。

　　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结束了持续10年衰落的尴尬和噩梦，进入稳定复苏期，经济出现连续增长势头，一年一个台阶。中国则以连续20多年约8％的增长创下世界经济的奇迹。在这样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中，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消费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兴起，其结果必然会拉高物价。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价格“飞涨”是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非常态”现象。

　　如俄罗斯最新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莫斯科居民中15％的人属于中产阶级，平均35岁零9个月，月均收入约1000美元，在各行各业工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不懂节约，也不想节约。而中国年轻人中越来越多出现“月光族”、“房奴”、“名牌崇拜者”，同样是非理性消费泛滥的结果。

　　——“最贵城市”背后存在明显贫富分化。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夜之间”出现了暴富群体和新贫民。近年来，俄罗斯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富人阶层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最穷的人的收入仅占2％。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些富裕阶层，是住房、汽车乃至各种奢侈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莫斯科全球最贵，北京、上海物价指数超过巴黎，富人阶层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一部分人过着奢侈生活的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准线之下。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连续升高，大部分普通人为生活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转型到一定阶段需要理性反思。

　　虽然有些问题是社会转型期间难免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回避对非常态现象的反思和调整。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把这样的努力付诸行动。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走出阵痛期后，开始步入正常的、较快发展的轨道。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其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中国，对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问题的呼吁和重视已经到了最高层面。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名列其中。6月27日，在由“50人论坛”组织的《长安论坛》第100期暨庆祝活动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机会不平等造成我们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而腐败和垄断是机会不平等的主因。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物价太高的背后是公平的不足，如何消解社会不公？中国和俄罗斯都在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本报评论员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