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 闻 重庆綦江偷拍公务员违纪行为

　　对办事群众粗暴冷漠，上班听音乐打瞌睡或是外出吃饭，自己还不察觉，可能已被摄入密拍人员的镜头———结果轻者写检查，重者将离岗学习。重庆綦江县纪委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进行暗访并处理。（详见本报7月11日A12版）直评群众监督就是最好的“明拍”

　　偷拍，由于缺乏先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无论戴上一顶多么漂亮的帽子，总是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心理感受。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偷拍更是缺乏道义上的支持，而不应当遭到毫无节制的滥用。重庆綦江县的做法并非首创，也就更让人担心偷拍的推而广之。我想对重庆綦江县纪委提出的忠告是：群众监督就是最好的“明拍”。

　　诚然，一些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老百姓长期以来反映强烈，但由于缺乏证据而导致监督工作较难进行，所以才会有了偷拍的取证方式。问题在于，一方面偷拍不会带来长效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偷拍造成的负面影响，反而给监督工作增添了不正当性。

　　据报道，“为防止被暗访对象认出来，暗访组从有关部门和乡镇临时借用了四名参加工作时间短、党政机关熟人少的年轻人作为暗访工作人员。”这就不免令人产生疑问：一旦年轻人都混个“脸熟”，还能将偷拍进行到底吗？偷拍能够靠不断吸收新人建立长效机制吗？答案显然是“不”。

　　与此同时，偷拍却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涉及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敏感问题，或将成为一把伤及无辜的“双刃剑”。如果因为偷拍制造了“冤案”，并且导致某种恶性后果，那么有关部门如何“善后”呢？摘编自《羊城晚报》7月11日文/宣华华辨析 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偷拍理由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偷拍行为不会引起普遍不满，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綦江县纪委的做法出于公共目的，偷拍负面资料可以迫使当地机关改变工作作风，变懒散、庸怠为勤勉、敬业，人民可以从高效的公共服务中得到更多实惠。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偷拍无论怎样都是一种单向的资料获取方式，并不是公民自愿提供，不管法律有无明确规定，它实质上都是一种侵犯公民私权的做法。我们不能因为綦江县纪委的做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认可它的非正义性。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偷拍可以作为正义利器使用的情况只有一种，即在社会紧急状态已经威胁到国家生存和人民普遍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对公民或者社会各级力量的权利在一定的期限内加以限制，甚至暂停。监督机关在进行侵入侵扰、监视监听、窥视、搜查、干扰、披露等行为，永远都必须谨慎。偷拍不能泛化成社会的一种基本监督方法。如果企业对员工，机关对个人，上级对下级，都可以动用密拍设备抓取自己所希望得到的视听内容，以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取得工作成效，那么社会将会陷入恐怖之中。从表面上看，这体现了监督工作的有效性，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实则是一种霸道和简单的监督思维。

　　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能以牺牲其他人的权利为前提。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拖沓，难得人心，并不意味着监督部门可以动用任何方式对他们进行处罚。公共利益是不能作为偷拍的理由的，因为这个理由太大，太神圣，任何人、任何组织在这一理由面前，都会失掉博弈的可能。摘编自《上海青年报》7月11日文/肖擎求是 摄像机在公众手中才靠得住

　　所谓捉贼拿赃，镜头中粗暴冷淡的形象是谁也抵赖不了的。不过笔者认为，摄像机监督虽然很到位，但能否起到监督效果，关键在于摄像机掌握在谁的手中。摄像机掌握在政府手中是靠不住的，掌握在媒体和公众手中才是靠得住的监督。

　　安徽省总工会等单位组织的历时半年、有50多万人接受调查的万人行风评议活动近日结束。但主办单位却只同意公布排名靠前、群众满意单位的名单，而不愿公布群众有意见的单位及存在的问题，理由是“这会影响安徽省的投资环境”。“万人行风评议”当然是一种非常好的监督活动，可因为“公布评议结果”的权力掌控在政府部门手中，民意的边缘化最终使一个监督活动异化成一个部门间平衡利益的评优活动。

　　綦江以偷拍监督公务人员违规行为，由于摄像机掌握在政府而非公众手中，也很容易发生这种背离原初监督目的的异化。比如，当偷拍组发现违规行为在公务员中很普遍时，法不责众，偷拍监督就会在见怪不怪中流产；比如，当被偷拍的违规行为来自高权重的部门或领导时，很容易在“怕得罪人”的思想下放弃监督和惩罚；还有，偷拍暗访的工作人员也很容易被违规者收买，使监督本身沦为一种可寻租的权力。总之，由于摄像机掌握在政府手中，如何监督、监督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只会以政府部门利益和领导意志为转移，这种政府操控着的监督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营造“公务员被有效监督”的公众幻觉。

　　如果綦江县有关部门真想使公务人员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应该鼓励媒体和公众成为监督主体而不仅仅是“监督看客”，鼓励他们偷拍公务人员粗暴冷淡的丑态并进行曝光，让摄像机掌握在公众手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无处不在、异体的、有切身利益的公众监督，才能对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行政效能形成制度性的压力，才能有效驯化公共部门的效能意识。摄像机掌握在媒体和公众手上，监督会按照公众意志得到原汁原味的实施。

　　摘编自《潇湘晨报》7月11日 文/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