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我和罗伯特逊，跟我一起被派到皇家燧发枪团的五名威尔士军团军官之一，接到命令前往距北方数英里的拉旺蒂地区。我们要到皇家燧发枪团第二营报到。另外四个人中，弗兰克·琼斯-贝特曼和汉默·琼斯去第一营，而麦克里兰和沃特金一个已病倒，另一个被炸伤，这辈子成了瘸子，只好被送回国。

　　我们两个人先到贝图恩，从那儿坐火车前往拉旺蒂。在距离拉旺蒂还有几里地的一个军需站，就有一辆车按照我们发出的电报来接我们了。到了拉旺蒂大街上的营指挥部，我们给副官敬了个礼，报上姓名，说我们是被派到兵团的第三营军官。他没跟我们握手，也没请我们喝点什么，我甚至连句欢迎都没听见。他冷冷地说：“知道了。你们俩谁大？哦没事，把你们的档案交给兵团的准尉副官。告诉他，谁大就分到A连，另一个到B连。”准尉副官拿走了我们的档案。我得去A连，他就把我介绍给A连的一名年轻少尉。他是东萨里军团的一名特别后备兵，所谓的“萨里人”（注：萨里是英格兰的一个郡）。他把我带去了连部营地。我们一离开营指挥部听得见的范围，我就问他：“那副官是怎么回事？手都不握，连句像样的欢迎都不说？”

　　萨里人说：“这个嘛，你们（威尔士人）的兵团才会那样。你得明白这是一个正规的营，在法国仅有的四个步兵营之一，或多或少还是沿用老习惯。这是第十九旅，法国最幸运的一支。它不是任何一个师永远的一部分，但是若一个师遭到极大损失，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被作为后备军推上去。所以，除了在大撤退时损失了一个连，以及在弗洛梅勒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它几乎是没受过什么损失。后来许多伤兵也回来了。我们连所有指挥官都是正规军出身，所有军士也都是。头六个月里，和平时期不注意新加盟军官的传统多多少少还保留着。这对桑德赫斯特出来的人很不利，对你、拉格和罗伯特逊这样的特别后备军人就更不利了，对像我这样来自另一个兵团的局外人同样不利。”

　　我们沿着村里的路走着。三三两两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人敏捷地跳起来打个立正，边敬礼边冷冷地看着我们。他们的外貌整洁漂亮。他们的装备用布兰可擦白剂擦过，纽扣和帽徽闪闪发亮。到了连指挥部，我向连长陆军上尉G.O.托马斯报到。他是个服役已17年的职业军人，一个著名的马球手，一名好兵。这也是他自己喜欢的工作状态。他跟我握手，但一言不发，招手让我到椅子上坐下，给我一根雪茄，然后继续写他的信。后来我发现A连是我能加入的最好的一个连。

　　萨里人叫我先帮他检查一些连部信件，再到营食堂去吃午饭；这些信比威尔士军团里文字要好些，但内容更无聊。在去食堂的路上，他又告诉了一些事情。他问我，这是不是我第一次出门打仗。“我在第二威尔士团待过3个月，在那儿我带一个连，带了一小阵子。”“噢，是吗？那么我告诉你，这事你一个字也别提，否则他们要狠狠压榨你的。他们拿我们当垃圾；在某种程度上你比我更加不利，因为你是一名一级中尉。他们会恨你服役时间太短。这儿有个服役六年的中尉，还有一群从开战以来就在打仗的少尉。他们已经被硬塞进来两个特别后备军上尉；他们正打算设法清理掉这两人呢。在食堂里，你只要一开口或者发出一点点噪音，老军官们就会跳将起来掐你的脖子。只有上尉一级的军官才能喝威士忌或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我们很乐意保持肃静，跟一口家具似的。这很像和平时期。”

　　第二营很特别，设一个大的全营的食堂，而不是每个连各设食堂。萨里人自嘲地说：“这应该是为了增进友谊。”这是另一个和平时期的遗迹。我们一起走进教堂旁边的大城堡，大大小小15名军官坐在椅子上，不是看带插图的报纸杂志就是静静地聊着天。我在门口一站，开口道：“早晨好哇，先生们。”这是新军官报到时的传统用语。没人回答。每个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不过我的莅临带来的肃静马上就被留声机打破了，一个声音欢快地唱道：

　　我们新婚才一年，

　　哦，哦，我们就有了最温馨的，

　　哦，哦，我们就有了最干净的，

　　哦，哦，我们就有了最精致的———

　　可爱的小油炉。

　　我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拿起本《原野》。门一下子被撞开了，一个高级军官红着脸、怒目圆睁闯了进来。“是谁他妈的在放这个唱片？”他对着一屋子人咆哮。“我看准是个混账东西。快给我拿掉。我听着恶心。我们来点真正的音乐。放‘祷告钟’。”两名中尉（在皇家威尔士团里，一叫“混账东西”，不得不答应的通常都是中尉）跃起来把留声机关了，开始放“当祷告的钟声响起”。放“我们新婚”的那个年轻上尉无奈地耸耸肩，继续看他的报。其他人都面无表情。

　　“他是谁？”我小声问萨里人。

　　他皱皱眉头。“那是‘急惊风’。”

　　唱片还没放完，门一开，上校进来了；“急惊风”也跟在后头。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异口同声：“早上好，长官。”这是他那天第一次亮相。还没顾得上回礼并让我们坐下，上校就怒冲冲地骂开了：“每次我进来的时候都听见这个‘祷告钟’，到底是谁在放？看在上帝的分上换点欢快的吧！”然后，他亲手把“祷告钟”拿下来，卷紧发条，改放“我们新婚才一年”。（章乐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