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昌8月4日电（记者徐壮志、梅世雄、胡锦武）车辚辚，马萧萧，大军在夜色中跨过于都河，向着日落的西方迤逦而去……在脑海中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最近常常出现在老红军钟明的梦中。

　　“1934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在于都集结。10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从这里（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从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南门、西门，罗坳乡的孟口、鲤鱼、石尾和靖石乡的渔翁埠条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过河的。”抚摸着碑身上的刻文，看着高高耸立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和滚滚流逝的于都河，老人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72年前的那个悲伤的秋日：残阳将如血的殷红泼洒在于都河上，县城里的父老乡亲们几乎都来到了渡口，为大军送行。

　　“谁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明说，自己的家就在于都，但因为忙着安置伤员，领取粮食、子弹等物资，始终也没抽出时间回去一趟。

　　从10月12日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小小的于都城大军云集。钟明和战友们一直忙着把大量伤员托付给老乡们。

　　“安置了6000多名伤员。”钟明说，几乎每个老乡家里都安置了伤员，有一家甚至安置了7位伤员。

　　“抛下群众和受伤的战友，心里那个难受啊……”一提到长征，钟明就会想起那些被留下的人们，“敌人来了后，连石头也要过刀，不知有几个能幸运地活下来。”

　　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红军开始从于都的8个渡口开始渡江。粮食、衣服、草鞋都领足了，空了好久的子弹袋几个月来头一次装得满满的。钟明回忆说：“各种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成立于1931年深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要搬走了。自从那个叫做李德的德国人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坚持打“正规战”以来，红军就一败再败，最终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在前线的钟明早有不祥预感。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死保广昌。于是，一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开始了。

　　“作孽啊！”提起那场血战，老人心有余悸，“伤员多得都包扎不过来！”

　　那一仗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当时在红军医院工作的钟明无法知晓。他只知道，伤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广昌战役期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抢救了十几天伤员。

　　连一个卫生班长都能看出来的道理，那个外国的军事顾问就是不明白。气得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早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也尖锐地说，广昌战役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随着苏区面积的日益减小，红军不得不准备远征。

　　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4年5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100万”。从粮食、衣服到子弹壳，都在大力收集之列。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于7月、8月向东、西两路出征。

　　或许，于都的乡亲们也意识到红军这次的离开不同寻常。“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把家里的门板全拆了。”钟明说。

　　夹杂在8．6万人的大军中，钟明黯然告别了自己曾浴血捍卫过的红色故土，告别了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踏上了生死难卜的征程。在其后72年的漫漫征程中，他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闯过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解放后在东北担任过县长、建设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

　　是对红土地叶落归根式的回归，也是对那段红色记忆的怀念，1970年，离休后的钟明回到了长征的起点、自己的故乡于都。如今，90岁的他还经常会漫步来到东门渡口，在那里，他一个人会静静地坐上许久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