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员先进教育迫在眉睫

　　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于1934年10月秘密撤离苏区，在无任何思想动员和必需准备的情况下，惊惶失措地仓促突逃。长征开始时，8万红军夜行晓停，携带大批辎重行李，在敌机滥炸中艰难西行。这种情势给部队思想造成了两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首先是大搬家式的盲目流窜，致使战士们情绪消沉和思想混乱。许多战士和党员常问：“我们到何处去？怎么走起来没个完？”“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不是很好吗？”“一天走个百儿八十里路是小事，但老是转圈子真叫人难受。”“一下东，一下西，象梭子似的哪有个头呢？”“天天这样走，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才能到？”

　　其次是艰苦卓绝的长征环境和物质匮乏的困苦生活，导致有些人迫于摆脱挨饿受冻，发生过多种违纪行为：一是侵占打土豪没收的财物，如隐瞒不上交征发委员会，占为小单位或私有，二是侵占群众或寺庙的财物，如贺子珍之弟贺敏仁，擅自进入喇嘛寺，拿走藏民若干银元，后枪毙；三是贪污浪费公共财物，如龙家寨财政机关发生严重贪污浪费案被揭发；四是扩大打击面，如擅自把不属没收、征收对象的财物拿走，违反党的民族统战和宗教政策。

　　基于上述问题，中央军委认为，对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党团员的先进性教育迫在眉睫。红军总政治部在继1934年7月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之后，同年10月又下达《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和《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各连党支部要用主要精力抓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抓好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的教育，以保持和发展苏区“先教”的成果。对于违纪现象，毛泽东于1935年9月18日致电彭德怀称：“部队须严整纪律，没收只限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

　　二、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

　　长征路上抓政治教育主要依靠连队党支部，因此，战士思想工作和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点，自然也在各党支部。为了发挥连队党支部先进性教育的功能，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建立了支部下属五个工作机构，从而使全军的政治教育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

　　1、列宁青年组——在连党支部领导下由团员三人以上组成，任务是“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包括反帝教育、武装暴动教育、瓦解敌军教育、扩大红军教育等。

　　2、政治战士——即各班配一个“政治战士”，负责本班思想政治工作。每排配一个“中心政治战士”，管理本排各班的政治战士，其工作情况每天向连指导员汇报一次。

　　3、十人团——又叫反逃跑十人团，规定每班必须有一人系十人团成员，任务是“帮助连指导员对个别政治落后分子和新战士进行政治解释教育，解答其疑难，解决其困难，使部队更加团结与巩固，来消灭逃亡、掉队、落伍以及个别投敌现象。”

　　4、地方工作组——由五人组成（其中一人是团员），任务是“负责进行政治宣传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对“连队的纪律进行严格检查，保障本连队纪律的巩固”。

　　5、青年队——由连队团支部青年委员任队长而组成，任务是着重做好新入伍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其牢固树立坚强的革命信念。

　　三、特殊环境赋予新的内容

　　长征中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党员和战士的战斗热情，坚定革命必胜信心，在北上抗日中立新功。为此，面对特殊环境，党支部遵照军委部署，强调着重做好下面五项工作：

　　第一、坚持革命理想教育，反对悲观沮丧论调。政工干部和党员带头吃苦耐劳，做出表率，发现思想苗头，分别找其谈心，分析打圈子、走弯路、调动敌人的道理。告诉党员和战士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和北上抗日大目标联系起来。宿营时大写革命标语，学习马列主义，激发大家奋勇前进的动力。

　　第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断鼓舞士气。如行军中把马给伤员骑，帮助掉队战士背枪背粮食，自己走在最后当收容队。休息时，带头找水、找柴，照顾伤病员，使战士们备受鼓舞，决心与顽敌、饥寒、死亡搏斗。

　　第三、健全红军民主生活，创造和谐平等环境。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崇山峻岭、死亡威胁的境遇中，军内实行民主，亲如一家，相依为命，至关重要。民主的内涵包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战士们可以向干部、党员提意见，可以献计出力，共商战胜敌人之法。经济公开，人人平等，体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第四、学习党的统战理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是长征路上遇到的新问题。党支部号召每个党员要带头学好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等文件，端正思想，坚决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帮助消除民族间长期存在的仇恨、猜忌和不信任的心理。

　　第五、揭露国民党罪恶，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红军每到一地，支部就教给党员和战士瓦解敌军的方法，要求深入调查，寻找线索，引导少数民族同胞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罪恶行径。抓住军阀苛捐杂税和施行种种非人压迫的事实，进行火线喊话，政策攻心，千方百计争取敌军哗变，拖枪参加红军。

　　四、表现形式丰富生动多样

　　长征路上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战士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形式的实践具有新的尝试性和探索性。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经常运用的载体有：

　　（1）继续编印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八开报纸，每期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出一期。仍由总政秘书长邓小平兼任主编。无法铅印，邓小平就亲自手刻，他经常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停下来就埋头排版、刻钢板、油印、发给连队。基层党员看到《红星》报后，能及时了解中央领导的战略意图和兄弟部队的战斗信息。

　　（2）创办《战士报》。这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在困难条件下首创编辑出版的一份报纸，工作人员挑着四个铁皮箱随军行动，沿途向全军和群众传播政治知识，宣传优秀党团员和战士的事迹，用榜样力量鼓舞士气。如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消息，就刊登在《战士报》第186期上。

　　（3）成立宣传队。由党员带头，宿营时向群众宣传。如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罪恶，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4）设立宣传棚。在行军和爬山时，设临时宣传棚，放留声机、唱歌、打快板、使战士忘却疲劳，振奋精神。

　　（5）张贴布告。每到集市或圩镇，党员带着战士，公开张贴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和纪律，宣传苏维埃各项政策。

　　（6）书写标语。写字较好的党员自告奋勇，用木炭、石灰、毛笔在沿途墙壁上和门板上，大书特书宣传鼓动标语。

　　（7）编写歌曲。爱好文艺的党员与群众共同创作，教战士们唱，如兴国山歌《大雾围山山重山》、贵州花灯歌《红军送我一把壶》、苗族民歌《红军在苗家心里生了根》等，促进了军民团结，活跃了部队气氛。

　　（8）撰写诗词。中央领导、部队首长带头赋诗填词，内容充满着冲锋陷阵的英勇呐喊，忘我奋斗的铮铮誓言，生死与共的感情流露。传播方式有墙头诗、板壁诗、石壁诗，说唱诗等。

　　五、教育实践的意义与经验

　　恢宏壮丽的长征，不仅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而且谱写了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的光辉篇章，使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断自我升华革命情感。同时，长征路上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先进模范教育，也为增强红军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克服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使政治危机转危为安，发挥了极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长征中的教育实践，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继承红军传统，发扬长征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表现为：不畏挫折，坚定信念，不畏疾苦，顽强奋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畏牺牲，前仆后继，不畏强暴，彻底献身。

　　（二）长征是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不应忘记开始时一度“走麦城”的历史教训，批判和摒弃“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才能使“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党和红军，从此，“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三）长征中几万名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英勇战士，其中不乏赤胆忠心的优秀党团员和能文善武的英才良将，为了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默默地葬身于山野异乡，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和艰险的道路上，他们的献身精神，已成为中华儿女奔向更大胜利的前进灯塔。

　　（四）在长途跋涉的战斗征途中，政工人员和党员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他们经常不断地研究教育对象的社会背景政治地位及自身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不说空话，不硬灌硬套，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简单划一的统一模式。

　　（五）思想政治建设和党员先进性教育，在具体运作上，贯彻了“四性”原则：一是群众性。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党团员和战士，人人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针对性。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抓住不同心理，进行教育；三是说服性。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使上下一致明确行动方向和斗争目标；四是团结性。特别注重一、四方面军的坚强团结，同心同德，使全军融为一体，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抗日救国奉献全部力量。（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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