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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推出了一套5卷本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以下简称《全史》）。在秋意渐浓的北京金山脚下，记者访问了该书的主编、长期从事红军史研究的军史专家徐占权。
记者：这套长征史书籍，被中宣部和总政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重点图书选题，作为《全史》的主编，您能谈谈这套书的有关情况吗？
徐占权：应该说，军事科学出版社是这套书的组织策划者。他们通过调研发现，在以前出版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图书中，还没有一部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书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他们决定组织编写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图书。对此，军事科学院非常重视，把它列入2006年计划课题，并作为一项重要科研任务赋予军事历史研究所完成。陈力、王建强、翟清华等我们几个搞长征史的研究人员接受任务后，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编著，拿出了100多万字的初稿。《全史》分为五卷，分别介绍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和三军会师后的长征历程。
记者：《全史》出版后，受到读者和专家的广泛好评，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那么，它与以往出版的长征类书籍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徐占权：现在有关研究红军长征的著作很多，《全史》与其相比，具有五大特色：一是强调一个“全”字。《全史》第一卷重点反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第二、第三、第四卷，分别反映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长征的历程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作用；第五卷是综合卷，主要记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经验，等等。
二是严守一个“准”字。在编写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妥善处理了红军长征中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吸纳了近年来发掘的新史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澄清了历史真相，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悟到红军长征胜利的真谛。
三是反映一个“群”字。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正确处理了领袖人物和广大指战员、人民群众的关系，既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等领导人高超的领导和指挥艺术，又充分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一往无前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既反映了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又反映了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四是突出一个“苦”字。在书中，我们不仅充分反映了红军长征中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历史，而且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广大指战员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与党内军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例如：湘江之战、爬雪山过草地、南下与北上之争，等等，力求体现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五是体现一个“勇”字。我们热情地讴歌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往无前精神。诸如：乌蒙山回旋战、独树镇战斗、庾家河战斗、四坡村战斗，等等，力求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记者：《全史》中文字内容多处使用对话的形式，并配有大量图片，这在以往的史书中不多见。请您讲讲为什么采用这种风格？
徐占权：过去人们写史首先摆出专家学者的样子，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比较严肃，有一种板着面孔说话的架势。在写这套书的过程中，我们按照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视觉要求，大胆地在文字内容中用了大量的对话。在丰富翔实的文字基础上，搭配了500多幅长征中珍贵的历史和现实图片资料，使其成为长征文字历史最生动的佐证，增强了书稿的真实性和亲和力。
记者：《全史》在学术上有哪些创新发展？
徐占权：本书较好地体现了长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参与策划、编著的人员充分发挥军科院研究军史战史的优势，积多年长征史研究成果，写成这部信史。编写过程中，策划人与作者共同遵循的写作原则是：以长征原始档案及相关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为基础，以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创新点，以准确、生动、有说服力地书写历史为目标。行文时，落笔有据，对重大历史存疑问题，采取原始档案及当事人回忆两相参照办法进行处理。书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有史论，有考证。整部全史，有关“战略转兵之分歧”、“肃反问题”等学术难点、热点问题，皆毫不回避。有关长征阶段的划分，长征精神的剖析更体现了作者对长征意义的理解。根据统计，红军在长征中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达600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达120余次。《全史》对每一支红军队伍的重要战役战斗都有记录，详至敌我双方战役部署、主要战斗过程、战役示意要图、战果伤亡统计。或以月计或以日分，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充分体现了军人研究“征战史”的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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