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转移生产活动

　　这种分析思路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集聚带来的益处相对较小，或是转移业务会带来较大益处的地方，生产活动才会发生转移。后台职能的迁移正是前者的例证，而将制衣生产活动转移至贫穷国家则是后者的例证。不过，只要付出一些努力来维持，现有专业诀窍中心的优势是能够持续的：近3个世纪以来，伦敦一直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维纳布尔斯教授认为，转移这里的生产活动，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笨拙”。

　　更重要的是，贸易并非“零和游戏”。格罗斯曼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教授通过分析显示，贸易的成本优势在生产链“分工贸易”的新世界可能如何体现，说明了这个道理。在这方面，他们再次得出结论，贸易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比广泛讨论所表明的更为复杂。“分工贸易”具有三种潜在影响：随着许多企业将那些可以在国外以更低成本完成的业务外包出去，它会提高生产率；随着出口价格相对于来自新供应商的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出现上涨，它会改变相对价格或贸易条件；随着劳动力从其先前从事的生产活动中释放出来，它会增加劳动力供应。“分工贸易”的净影响无法预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务外包等同于科技进步。反对贸易，与反对其他可能提高生产率的事物一样不合理。

　　发展中国家更应担心发达国家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担心高收入国家已经确立的优势，而不应是高收入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第二个结论是，新来者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会带来巨大益处：例如，1993年至2004年期间，相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的进口价格，美国的出口价格累计上涨16%。第三个结论是，技能相对较低的工人可能终究不会因为外包而受损失。最后一个结论是，贸易机会增加，等同于生产率提高，理应受到同样的热烈欢迎。

　　输家所受的痛苦，是贸易之整体益处的另一面。但这终究是一种痛苦。我们需要想方设法，确保贸易的益处得到广泛分享。我们可以资助对工人进行再培训，补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或者补贴那些对非熟练工人的未来尤为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最明显的例子是医疗和教育服务）。

　　政治方面的挑战在于，围绕那些会让几乎所有人长远受益的变革，如何达成共识。在不同的国家，答案不同。

　　但我们必须找出答案。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益处，而政策必须确保这种潜力得以实现。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在7月份夭折，就表明了决策者们仍未意识到其中的紧迫性。

　　来源：《国际金融报》

(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