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中支撑“儿童村”

　　由于缺少资金来源，儿童村最无助的时候账面上只有10元。

　　儿童村的创始人是金宏伟，吉林市人。此前，他是吉林某合资企业的经理，后辞职经营酒店。他萌生代养重刑犯未成年子女念头，是在1999年的秋天。

　　那年，金宏伟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门口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小乞丐每天都来。他们虽然衣衫褴褛，脸面却很干净，女孩的头发也梳得整齐。

　　男孩小明8岁，女孩丫丫5岁半，他们的父母为同案盗窃犯，双双入狱。“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也想上学，可是父母都在监狱，奶奶双目失明在家，自己都照顾不了。”男孩说。小明每天会带妹妹到火车站厕所洗脸，并给她梳小辫。

　　金宏伟把这俩孩子收养了。直到两年后，他们的妈妈刑满释放，才接走孩子。金宏伟意识到，社会上一定还有很多像小明与丫丫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因为犯罪入狱，孩子面临着无人监管的问题。

　　他于是开始在监狱、少管所里进行调查。4年时间，金宏伟走遍了吉林省内所有监狱、辽宁省大部分监狱以及河南等地的少管所。金宏伟了解到，目前中国共有4家儿童村，在8年时间里救助了500名儿童。

　　杨老师介绍，2003年9月，金宏伟放弃了经营良好的饭店生意，投资10多万元，在大连甘井子区双台沟村租下这栋二层小楼，创办了这个儿童村。

　　最初很难。“在2004年5月以前，全靠金宏伟的积蓄维持。最惨的时候，儿童村的账上只有十几块钱。只好给孩子们吃白米饭，菜几乎都没有。”杨梅回忆。

　　2004年10月，由于金宏伟突发脑出血，一病不起，儿童村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房租费、水电费、生活费、孩子新学期开学的费用都没有着落。

　　偏偏此时，与之相似的沈阳阳光儿童村因为财务管理混乱而遭受质疑，收养重刑服刑犯人子女的“儿童村”陷入空前争议中。

　　“那时候真是无助，也很茫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杨梅说，那时就感觉很灰暗。

　　潘芏在灰暗的时候来到儿童村。她是金宏伟的好友，当时为一家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此前，作为义工，她也参与儿童村的创建。“有两个多月在混乱中度过，我和杨梅只是想别让孩子们再次失去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家。”

　　“孩子们总是偷偷议论，害怕会被撵走。但是看见我们，又不敢说。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让我感觉揪心。”潘芏说。

　　直到在大连当地的媒体的报道下，大连市许多企业、个人给予儿童村很大的帮助，情况逐步得到好转。

　　“保鲜”狱中父母的亲情

　　为了避免孩子和父母间生疏，儿童村每月会要求孩子和父母通信。

　　每个孩子来到儿童村后，儿童村都要与他们在狱中的父母联系，签署《委托代养协议书》。“只有签署了协议，我们才有资格做他们的‘代家长’，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教育。”潘芏说。

　　按照协议规定，儿童村将负责委托代养儿童的衣食住行、入托入学、道德品格等教育，并负责一切费用，儿童年满16周岁或者孩子家长获释后，委托代养关系可以解除。

　　从创办到现在，儿童村陆续收养了19个孩子，主要是辽宁地区重刑犯人的子女。父母出狱后，有抚养能力了就接走。父母如没有能力接回的，儿童村也可以延长一段时间。父母也无须支付村里任何费用。杨梅说，“其中最短的待了8个月。有四个孩子从创办至今，一直都在这里。”

　　儿童村的孩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石头”类似，由孩子的亲属送来的，或者是孩子所在地的邻居或街道办等送来的。

　　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监狱的推荐。现在，辽宁省各大监狱都有儿童村的资料，一般情况下，监狱如果觉得符合条件，便会通知儿童村去领养。

　　“符合条件”是指，男囚在监狱内服刑，孩子的母亲改嫁或远走他乡，并且已经抛弃孩子，另一种情况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夺取妻子的生命而犯罪；女服刑犯一般的情况是，男方早已抛弃母子。

　　“这样的孩子，我们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受现有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全部满足需求的，主要是‘三无’孩子，即无家可归、无人抚养、无人教育。”杨梅说，“而我们既非孩子的领养人，也不是收养人，只是代养人。”

　　这些代养人会不定期地给孩子父母邮寄孩子的照片和书信。孩子们在儿童村，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要和监狱联系统一带孩子去监狱看看父母。“要让孩子还有生活在亲情中的感觉，再一个原因，孩子现在还小，时间长了不见父母，以后难免有生疏感”。

　　对“法律”、“警察”的敏感

　　这些孩子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父母”和“法律”都让他们特别敏感。

　　海亮现在仍然没有上学。此前，他只读过两个学前班，不会写字，只会照着描。

　　没有上学的还有海悦和海辰。“9月1日开学时去了两天，后来学校就不让去了。”刘斌说。他是今年3月份过来的又一位儿童村全职社工，孩子的上学申请由他负责。

　　“为了孩子，我已经跑去甘井子教委申请两次了，现在还没有申请下来。”刘斌说，按照学校和教委的说法，必须在取得孩子的代养资格后，才可以申请。

　　海悦、海亮和海辰是今年夏天才来到儿童村的，他们的代养资格还在办理。实际上，从儿童村创办的开始，就一直被孩子的上学问题困扰。

　　杨梅回忆，最开始的时候，联系学校非常的困难，往往是问过10所学校，有一所肯让孩子来读书就不错了。学校的普遍担心在于，服刑犯的孩子普遍缺少管教，学习成绩差。此外，对孩子也往往存有偏见，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时金宏伟不停地到学校去找领导，不断解释儿童村的性质，甚至跟着校领导上下班，直到最后学校同意。

　　儿童村现在的孩子都送到统一的学校，其中，有9个在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台沟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两个大的读初中，在大连第二十八中学，初二。

　　孩子们的学费也都是由儿童村交。

　　在教育中，这些孩子对“爸爸”、“妈妈”、“法律”、“警察”之类的词汇特别敏感。“最初，孩子们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杨梅说，刚开始的反应一般都是“一言不发”，拒绝与人交流。

　　能够让孩子正视父母的行为，接受他们犯罪的事实，目前，儿童村最为缺少的，正是专业的心理医生。潘芏说，“对于他们来说，融入主流社会、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着充满阳光的童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