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毕业的挣大钱

　　这世界其实是需要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同时存在才有意思的。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度的战略思维，那将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如果人人都高度功利、锱铢必校，那将是一个庸俗的社会。这两种人才的特质结合起来，那就是无往而不胜了。

　　撰稿／卓勇良

　　改革开放初期毕业于原杭州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系毕业的挣大钱的较多，经济系毕业的当大官的较多。当然，所谓挣大钱和当大官，也是相对于我们这些寻常百姓而言的。

　　一次在县里调研，为了活跃餐桌气氛，我又搬出了我的这套说法，没想到接待我的局长就是当年杭州大学1977级历史系的。他当即印证说，当年班上40多个同学，有15个是房地产公司老总，其中有几个是目前杭州做得最好的，而当官的同学中，最高只是一个正处级。

　　我这几年对历史非常有兴趣，觉得历史学是除天文学之外的以大尺度时间为单位来思考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动辄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数十亿年。比方说，地球的历史是40多亿年，人类形成的历史至今没有定论，有说50万年的，也有说100多万年的，甚至有说更长的。现在有相当多的学者接受这样一个说法，这就是地球上的人类，都是6万多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妈妈的后代。

　　做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后都会去研究历史。我在研究浙江模式时，也把研究的时间尺度延伸到七八千年前的浙江新石器时代。因为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和把握未来。

　　比方说浙江人这几千年的历史，大致是一部与水挑战的历史，如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北宋熙宁年间浙江水利工程占当时全国的近五分之一，水浇田占当时全国的约三分之一。与水挑战创造了历史上的丰裕浙江，造就了像滔天洪水一般有力和山间小溪一般轻灵的当代浙江人。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显学，但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客观经济规律。

　　这样，学历史的人去经商，很可能会有较强的战略头脑。因为他们习惯于思考几百年、几千年的事件和问题，人的短暂一生，那就是很不在话下了，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不拘泥于短期利益，比较善于从长期利益角度来确定自己的当前行为。

　　如果有一个学历史的和一个学经济的人，同时因某种过失而受审。学历史的可能觉得眼前受审，比起历史上的漫长过程，实在不值一提，同时又想到历史上的忠义之士，都是坚贞不屈的，于是除了自己的那些事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招。

　　而那位学经济的，这时可能就想起了著名的囚徒困境，觉得即使自己不供，别人也会供出来的，那岂不是成本更大，于是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都招了。几年之后，那位学历史的得到了那些没被他牵连的朋友的照顾，事业做得又大又好。那位学经济的因此而得罪了他的朋友，无人理睬，度日维艰。

　　这虽然是一个不甚合适的假设案例，但却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的。这两种人都高度理性，但一种是以长远利益为基准来思考问题，另一种则是以当前利益为基准来思考问题。前一种人可以接受短期损失，无意中实现了长期收益最大化：后一种人极度厌恶当前风险，无意中损失了长期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利益计算问题，因为关于短期和长期利益的理论，学经济的肯定比学历史的掌握得又多又好，这里实际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思考习惯和行为准则的问题。

　　当然，只要日子过得平和，无论是善于战略思维的，还是善于精确计算的，都会各得其所。善于战略思维的适合当企业家，善于精确计算的适合当职业经理人。这于是就出现了原杭州大学早期毕业的，历史系的人成巨商，经济系的人当大官的有趣现象。

　　最后还得说，这世界其实是需要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同时存在才有意思的。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度的战略思维，那将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如果人人都高度功利、锱铢必校，那将是一个庸俗的社会。这两种人才的特质结合起来，那就是无往而不胜了。当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正是那种能够进行战略思维，又能脚踏实地做事的一大批人才，这也可谓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