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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长征中唯一一段很少出现激烈战争的旅程，却比两军对垒时的死伤更为惨烈；这是红军们唯一不用枕戈待旦的时候，却面临了比战场厮杀更惨痛的生死离别。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地里，演绎了长征路上最悲壮的一曲赞歌。
走过这片吃人的草地，红军用了一周的时间，队伍损失惨重。由于路线分歧，四方面军刚刚走出草地便立即折返南下。当一年后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前往延安的时候，已经连一丁点干粮都筹不到了。同样的路，他们用了20多天才走完，而队伍也比二过草地时减少了一半。
1984年，75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的足迹走了一遍。当年大片大片的沼泽多一半已经干涸，变成了绿茵茵的草原。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还是感慨地认为，即使是法国诗人笔下令人恐惧的“恶之花”，和草地相比也是天堂。
1986年春天，四川省松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继宗接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寻找当年为红军带路的藏族向导。
杨继宗带着翻译跑遍了周边的村镇，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东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早已不在人世。
1935年8月，红军进入毛尔盖地区，藏民基本都跑光了，扎东巴和能周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正碰上红军，便成了队伍的向导。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又重新返回毛尔盖生活。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了。随后，1956年毛尔盖发生土匪叛乱，扎东巴躲进山洞里避难，活活饿死了。
几年之后，杨继宗才知道了这个任务的由来: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希望知道他们的现状。“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补偿和安置。”得知两位向导的下落后，两位老革命家嗟叹不已。
如今，行政区划将大草地分得很细，如日干乔草原、壤塘草原、若尔盖草原、热当坝草原、红原草原等等，但在红军走过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复杂的划分方式，当时，这里统称为松潘大草原，面积大概有35000平方公里。整整走上一天，身边的景色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如果没有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做向导，根本走不出去。
前人的遗体铺成后人的路标
其实，只有先行通过草地的几支红军队伍才需要向导。一望无际的大草地里沼泽密布，只需要短短一两天的时间，粥一样浓稠的沼泽泥炭土便会把前人踩出来的小路彻底抹平。但随着红军伤亡数字的增加，即使大自然的力量再雄厚，也无法抹去地上惨绝人寰的路标了。
“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找到行军路线。”黄克诚将军曾这样描述他所看见的一幕，而这还是在红军沿途不断掩埋战友遗体的前提下。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请带一些工具，沿路帮助掩埋。”一军团沿路已经安葬了一百多名战友，但和伤亡人数相比还是太少了。
十天以后，聂荣臻收到了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草地独特的地貌给红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原红30军88师的失散红军徐国富把草地形象地叫做“土布下裹着的豆腐”，看上去是硬的，踩下去却是软的。每一脚都有可能陷落泥沼。红军只能沿着前一个人的足迹，踩在草丛根部，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进沼泽。夜晚，战士们只能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某个小土丘上过夜，连腿都伸不直。
荒无人烟的草地上，气候格外寒冷。根据历史记录，当时整片大草地全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在红军经过的七月，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十摄氏度左右。
1935年和1936年是阿坝藏族自治州有明确记载的雨涝天气。连日的雨水形成了大量的泥潭和沼泽。所有地面上都铺满了青翠的植被。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不难发现沼泽上的植物比陆地植物的颜色深，并且有的植物根本就是水草，但是，在疲惫中行军的红军不会还有力气弯下腰去，仔细探究青草之间的区别。暮色中匆忙前进的队伍更是看不清植物种类的变化。
最先走过草地的人可以沿着先头部队标出的小路走。每过一天，路都会变得更加模糊难找。战士们必须时时留意要向哪里插脚。“就像走在一条走不完的浮桥上，每挪动一步都摇晃。”在大渡河畔参军的老红军刘天佑形象地说。
每一脚都必须踩在土地或者成丛的草根上，一旦踩空就会很快地陷进沼泽里，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71岁高龄重走长征路的刘国宝，延安八一敬老院的老红军刘天佑、邬家珍，都曾动情地回忆起渐渐陷入泥沼的战友。“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身子慢慢地沉下去，又没法过去救，真揪心，真折磨人啊！”他们说的话和所用的语气都惊人地一致。
即使不被淤泥吞没，草地上的水也是一个大问题。沼泽里的积水经过多年腐烂动植物的沤泡，大都有毒。很多战士都因为患上急性痢疾而掉队。而身上的伤口一旦浸泡到污水，就会很快大面积溃烂，无法收拾。
86岁的老红军孟克说起当年战友的遭遇，依然十分痛心。
在草地的一个小坡上，孟克和战友们度过了难熬的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许多伤员一夜之间变胖了。“我和几个战友觉得蛮好玩，笑个不停。”孟克说。
没过多久，这些变胖的人纷纷死掉了，原来是他们的伤口不小心沾上了草地里的毒水，感染导致肿胀。后来，孟克再发现有人一夜之间变胖了，就再也不作声，因为变胖就意味死亡。
更为严峻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老军医戴正启曾对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袒露心扉:“你要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草地上一个人也没有，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就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孤单地走，好像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熟知病理学的戴医生认为，草地对红军心理上的威胁，甚至胜过了环境的恶劣。这是红军在草地上丧生的最大原因。
上世纪60年代，包座乡三大队老村长降措在挖贝母的路上，走过草地上一个叫罗玛龙沟的地方，看到1公里长的沟里，三个一起、五个一堆地散落了许多人骨。
老村长发现的遗骨不过是九牛一毛。在红二方面军的作战史中记载，仅7月中旬噶曲河的一次雨雪天气，就使得140多名红军战士冻僵而亡。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也曾调研出一个数据，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内三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英雄的泪水能积成海子
“你们无非就是怕我死在路上。如果我真死在路上了，就当作是陪老战友去了。”93岁的老红军刘国宝摔下一句狠话，终于说服了家人，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
三个月后，已经穿越了15个省的刘国宝站在班佑草地上，嘴唇颤抖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当时赶紧拉拉他的衣袖，生怕老人憋坏了。”随行的若尔盖党史办负责人蒋桂花回忆道。
令蒋桂花感到猝不及防的是，呆立半晌的刘国宝突然放声大哭。在空旷的草地上，哭声被回荡得格外遥远。“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掉那么大颗的眼泪。”蒋桂花说。她正想上前抚慰老人，却被老人的女儿拽住了衣角。“让他哭吧。”老人的女婿徐建国小声地对蒋桂花说，“他重走长征路这么长时间，就一直盼着过草地。”
那一天是2006年的正月十五，天上浑圆的月亮和刘国宝老人突如其来的泪水就这样深刻地印在了蒋桂花的脑海里。
半年之后，当蒋桂花接受县委的任务，沿着广袤的大草地一寸寸地寻找当年红军的遗迹和史料时，才真正明白了刘国宝老人泪水背后的沉重。“红军战士在草地上留下的泪水，能积成一个海子。”蒋桂花动情地说，“但是，这只能更加证明，他们是英雄。”
沿途的交战，路途的劳累，给养的严重匮乏……越来越多的红军战士支撑不住了。即使相互搀扶，拄着拐，咬着牙，也走不动了。
随着伤病员不断地增加，红军队伍里执行着一条既无情又无奈的规定。它被战士们开玩笑叫做“八块钱”。
指导员腰上缠着一根手臂粗的布袋，袋子里卷着白花花的大洋。如果有战士真的伤病过重，走不动了，战友们就会咬紧牙关把他抬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指导员解下腰间的布袋，数出八块大洋，揣在战士的怀里。
“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红军们互相鼓励着。又是一天黎明。“我又没机会得八块钱了。”战士们开着玩笑，顽强前行。
能够被“八块钱”安置的战士还算是好的。黑夜行军的时候，躲避泥潭的时候，大雨冰雹的时候……几乎在草地上行走的每一个时候，部队都会发现，有的伤员不知在什么时候掉队了。
“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索尔兹伯里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红军过草地，但是他没有强调更重要的一点:红军缺粮。
粮食是红军战士每天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每个人的口粮却有限，也没有额外积存的食物。当地藏民在队伍到达前已经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战士们求告无门。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了纪律。他们割下田野两旁已经成熟的青稞，留下了钱和借据，多年以后，毛泽东依然对这次“不告而借”耿耿于怀，他在延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带着没有研磨过的原始稞麦，红军走进了荒凉的大草地，他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不少人患上了足以致命的痢疾和便血。
走在后面的红军沿途查找着前人的遗迹。整颗整颗的粗糙谷粒镶嵌在前队战士带有血污的排泄物中，后面的部队便耐心地挑拣着这些谷粒，再把它们冲洗干净后吃下去。
即使这样，带的粮食也很快就吃完了，有的人杀掉了陪行了上万里路的战马，有的人学着从各种野草中试着找到能吃的种类，有的人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皮鞋……所有人类能够设想的求生技能，在红军过草地期间都能够原样找到。
血沃荒沼黄花满天涯
“山前有条弯弯的小路，/路边开满金色的花。/红军伯伯从这里经过，/动人的故事传遍天涯。”穿越草地时，这首儿时听过的歌始终在脑海中回响。
当年，在很多牧民废弃的毡房前，或是水草丰美的小溪边，经常会看见三五成群的骸骨。很多红军战士，抱着求生的渴望，咬牙走到本以为会有人烟的地方。失望之余，一坐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当地人告诉我们，在草地上的小河边，野花往往开得更盛更艳——那是烈士鲜血浇灌的花朵，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凄美。
人性的光辉也在困境中绽放开来。红三军团某连炊事班9名炊事员一直轮流挑着一口沉重的铜锅，背着它，战友们就能喝上开水不生病。这个简单的工作变成了至高的理想。于是，9名炊事员相继倒下了，那口沉重的铜锅，是这个炊事班里唯一走出草地的成员。
现在，人迹罕至的罗玛龙沟边已经不见了当年的累累白骨。沟边曾经散落白骨的地方，长出了密密的灌木和野花。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草原像成匹成匹墨绿色的缎子，牦牛和绵羊悠闲地吃着草，修得很好的公路从草地中间蜿蜒穿过。美丽的鲜花地毯在眼前铺展，已经完全无从辨认70年前的种种凶险。红军战士们走过的路更是无从辨认，只有一大片一大片恣意怒放的金黄色格桑花，仿佛燎原的火焰一般，一直延伸到天边。
扭转乾坤的一张报纸
走出草地后，孟克正捧着热腾腾的饭菜大口吃着，突然泪如泉涌:“草地里有个战友，五天五夜没吃东西了，我把身边仅有的一点青稞给他，他不要，说，我再吃也没有用，你留着吧，出了草地不要忘了为我多吃一口。”
离草地数十公里的哈达铺，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之后经过的第一个汉民地区的重镇，集结了不少药商，商业发达，物价便宜。刚刚从草地走出来的红军见到了繁华的市集，听到了熟悉的汉语，简直像一脚迈进了天堂。
到了哈达铺，毛泽东专门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站在台上大手一挥，强调说:“大家都要吃好。”
五元钱可以买一头90斤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90斤蔬菜。每个红军战士都发了两块银元，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一片喜气腾腾的景象。
这时的红军领导人并没有急于投入喜悦的会餐行列，他们心里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程。镇上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邮政代办所，帮他们找到了答案。
在红军进入雪山草地3个多月的时间里，很难看到外界的消息。所以，毛泽东到达甘肃境内后，曾专门对前去哈达铺侦察的红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叮嘱，别忘了找点“精神食粮”。
梁曹二人率先领着一支小分队进入哈达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里，搜集了几捆报纸。当年的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只有几十平方米，并不是标准的邮局，只是一个姓王的商人在这里做生意。由于哈达铺生产的当归远近闻名，镇上药商云集，订报种类也比较多，《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几份影响力较大的报纸都能够在所里找到。
在邮政代办所里，梁兴初和曹德连把所有报纸翻了个遍，终于，一张《大公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军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
“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
喜出望外的梁曹二人拿着报纸找到了住在镇上“义和昌”药铺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红军终于曲折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一个偶然事件，成了历史进程的关键。
现在，1935年8月1日、8月28日、9月2日、9月13日几日的《大公报》复印件都被陈列在哈达铺长征纪念馆里。在报纸的头版上都登有陕北苏区的消息，标题为《陕北形势转变:刘子(我称“志”)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关中匪事》、《徐海东窜甘》等。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信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站在台上的毛泽东话音刚落，全场红军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站在破旧的关帝庙里，年轻的讲解员邓玉红模仿着毛泽东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把她并未亲见的那场会议描绘得栩栩如生。
下期请看《孤星北望》
图一:版画《红军长征穿越松潘大草地》沈尧伊作新华社发
图二:就是这样的水草地，曾经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朱林摄
图三:巴西会议遗址，每天都有人们在这里敬献哈达，凭吊那些没有走出草地的战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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