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定罪应降低数额，更应取消数额

　　■法学视角 乔新生

　　如果偷一辆自行车，可能被判处行政拘留15天；但如果偷一辆汽车，则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为什么同样是盗窃交通工具，一个采取行政处罚措施，一个采用刑罚的制裁手段呢？

　　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中，将盗窃的数额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状况千差万别，所以，各地司法机关所确定的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数额差异很大。在北方一些内地城市，盗窃数百元即可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在南方一些沿海城市，盗窃数额上千元，尚不构成犯罪。

　　最近，针对广州市盗窃案件频频发生的现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下调该市盗窃犯罪的最低数额标准，规定盗窃1000元，即可依照盗窃罪定罪量刑。此举遭到了部分法律工作者及评论家的批判。有人认为司法机关不能够随意调整犯罪的构成要件，否则容易导致刑罚畸轻畸重。也有人认为，对数额较小的盗窃犯定罪量刑，在服刑期间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这些讨论看似有的放矢，但却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他们既不知道刑法的具体规定，也不在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调整的理由，更没有看到法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批评而批评。

　　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观念与西方的法制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历来认为，如果小错不纠，必然酿成大错。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修身立德的基本准则。在《鹘冠子》中，魏文王曾经问扁鹊：在你们弟兄三个人中，哪一个医术最好？扁鹊说，大哥治病在病情未发作之前，老二治病，在病情发作初期，只有我在病情严重时，诊断治疗。由于人们不知道大哥已经消除了病患，所以他的名声无法传出去；老二治病及时，却被误以为只能治疗轻微的疾病；只有我大动手术，才被人们认为医术高明。所以，“良医治未病”。

　　如果我国刑法在盗窃罪问题上，不断地提高犯罪数额，就等于放任当事人积小错成大错，最终导致当事人被判处重刑。如果能够适当降低犯罪数额，对犯罪行为及时加以惩治，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西方国家的立法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立法观念，而中国传统的立法观念则是实证主义的立法观念。现在有些人错误地理解罪刑相当原则，以为法律只能被动地确立标准，并且严格按照标准调整社会关系。他们不知道法律与社会关系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适当降低盗窃罪的量刑标准，通过惩治小恶，就可以防止大恶。

　　中国需要扁鹊式司法者，但中国的立法者一定要像扁鹊的大哥那样，在病情尚未发作、隐患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及时加以惩治。当然，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重新调整我国的刑罚体系，使那些小额犯罪行为人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罚。

　　实证主义是一种十分管用的分析解决法制问题的原则。实证主义从来不把法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规则，也不认为法律游离于社会之外，是少数所谓的法制精英份子把玩的东西。法律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法律规则必须与整个社会秩序共生和谐，必须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从现行法律体系来看，小偷小摸违法分子确实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那么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所谓“理性违法”，不断地侵害他人的利益。而越来越多的小偷小摸行为，必然会在善良的民众心目中激起愤怒的情绪，他们只要抓到小偷小摸的违法行为人，就会拳打脚踢，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而这样一来，很容易把盗窃行为转化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所以，对那些经常小偷小摸行为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关系，维护治安秩序。如果我国能够通过修改刑法，完全取消盗窃犯罪数额的规定，并且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增加特殊的处罚措施，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小偷变成江洋大盗。

　　其实，在其他经济犯罪中何尝不是如此呢。香港特区提出了“零容忍度”的概念，规定凡是贪污受贿行为，不管数额大小，一律查办。这样做，有效地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国在贪污渎职犯罪中，规定了所谓的犯罪数额，并且犯罪数额的上限越来越高，致使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分不清礼尚往来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在糖衣炮弹面前折戟沉沙。

　　接受“零容忍度”的概念，及时惩治盗窃犯罪，惩治贪污渎职腐败分子，既可以减少整个社会因违法而产生的巨大成本，也可以真正做到治病救人，达到刑法的预期目的。（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