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新闻传播不同的价值取向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是近代“西风东渐”的结果。中国近代报刊从编辑、经营到发行都几乎全面模仿西方。但是中国的媒介功用与西方却并未协同一致，中国媒介追求价值观念的传输，在西方媒介则主要追求新闻信息的传播。

　　中国近代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宣传当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于1874年创办我国第一份政论报纸《循环日报》的王韬，明确宣示其办报宗旨是“借日报立言”，即通过报纸来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则主张立官报以统一思想，希望利用官报的宣传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基于报纸宣传功能的理念，梁启超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也有明显的感情介入。新闻传播要恪守真实客观原则，尽量避免作者感情的介入，而为了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维新派所创办的报刊则常常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及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的初始状态就是自觉以“宣传”为定位，以“宣传鼓动”代替“信息传播”。

　　而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是一个遭受鄙弃的字眼，是强制灌输、强迫接受、相互攻讦的代名词。在政党报刊时期，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利用报纸无原则地对对方谩骂诋毁、造谣中伤，这就使“宣传”和报刊一起成为不受欢迎、令人生厌的东西。在商业性大众化传媒出现后，新闻从业者自然以“不从事宣传”标榜，表示同“宣传”划清界限，而用“传播”这种说法代之，坚持以新闻为本，独立报道。

　　中西传播这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外来传播事业传到中国后“入乡随俗”的必然结果，也是中西文化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冲突交融的结果。

　　生成根源

　　1、文化内核的差异：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

　　从文化学的角度，通常认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差异。西方文化的内核是崇尚自由、重视个体，主张个人对社会的和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国重人伦的传统文化与此截然相反，中国的人伦整体观念侧重集体观念和国家精神，主张整体对个人的超越性。

　　2、从业人员的差异：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

　　理性是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基于思维主体的逻辑性和思维客体的秩序性，产生了两种理性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和中国的实用理性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将思维对象确定为外在和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世界，用逻辑的方式对世界是什么进行认知判断，然后再对行为主体该如何做进行思考。实用理性主义则将思维对象确定为与客体连为一体的主体行为；尽管实用理性主义并不排除对世界是什么的思考，但却是建立在对人该如何进行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受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西方新闻工作者看重的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们所急需了解的信息，否则，无论怎样宣传教化，也非新闻工作者的本分。因此，他们的新闻活动是一种理智的声音，保持着冷静、深刻的特性。

　　我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素有济世情怀，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也多以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伦理为自己的使命。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我国文人的价值取向，而且对文章功能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如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载道”思想。这种过分强调文章教化功能的传统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近代报业产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末，因此，中国最初的新闻从业者就自觉地秉承了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精神，利用报纸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因此，中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常常借助融进了宣传色彩和主观色彩的议论。

　　3、媒介功能的差异：商业功用与政治功用

　　受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西方的报纸长期承担的是经济功能。早期新闻人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利用报纸来谋求利润。在西方，新闻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既然将新闻视为一种经济活动，那么势必就注重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这种环境下的新闻信息传播是以受众为本位的，注重信息的服务功能。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商业精神匮乏，历史上长期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对信息需求不像西方那么强烈；而中国报业诞生时的特殊环境也决定了我国报业要以政治功用为主。一个显著的体现是，近代国人自办报刊是从政论报刊起步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意图发挥报纸政论的宣传影响作用，唤醒国人。

　　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在“西学东渐”历史潮流中诞生的，在其诞生后也被纳入到了社会变革或者革命的洪流中，以充分发挥报刊的政治启蒙功用，宣传政治主张，为政治服务。这种报刊功用的差异，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个是新闻报刊不是从社会公众的实际信息需求出发，个体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个是，新闻活动为实施政治控制、宣传政治主张服务，这就势必使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偏重于宣传。

　　结　语

　　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出现是在当时中国遭受外来先进文化冲击的情况下，向西方移植的结果，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都从西方移植过来。但是传到中国来的新闻事业却生成了自己的特质。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西方偏重事实信息的传播，而中国偏重价值观念的传输。这种变化，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就在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理性和媒介诞生环境。

　　中国新闻业的特质，深深影响了后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但是要对其改革，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它受到种种传统因素的制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受众的意识不断觉醒，媒介越来越重视信息服务功能。

　　参考书目：

　　1、童兵著《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魏光奇著《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郑超然等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