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华源药业老总死亡之谜再调查”，以下为节目内容实录：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欣弗”事件？！两位当事人，一位裘祖贻，今年56岁，他是欣弗的生产企业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总经理，另一位当事人叫刘思辰，哈尔滨人，今年只有6岁，他们两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不同的是，裘祖贻是因为无法承受欣弗事件带来的压力，于10月31日这一天，在住处自缢身亡，而6岁的刘思辰，是在今年7月27日晚，由于注射欣弗产生不良反应，离开人世的，这一老一少两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欣弗而交织在了一起，并且一同走向了悲剧的尽头。

　　“危机”把他送上了不归之路

　　裘祖贻1970年进入华源公司的前身阜阳制药厂，2000年起担任华源药业的总经理一职，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对于他的突然离世，裘祖贻的同事颇为惋惜。

　　同事：“责任心很强的一个老总，他把事业把责任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对工作是兢兢业业，而且很有能力。”

　　既然如此看重自己的事业以及自己承担的责任，裘祖贻为什么会突然选择放弃呢？

　　阜阳市公安局颖州分局刑侦大队指导员徐洪伟：“经过我们现场公安的勘验和我们现场走访，认定是自杀身亡。”

　　阜阳警方认定，裘祖贻于10月31日晚，在他住所上吊自杀，透过一扇窗户，记者看到，裘祖贻的住所凌乱而且凄凉，裘祖贻就是在这间客厅里选择了结束生命。

　　徐洪伟：“他自杀是在里边一个客厅，当时留了两封遗书。”

　　在裘祖贻的遗书上，记者看到这样几段话：“突发的欣弗事件对社会、企业等各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伤害，无可非议，我等应负主要责任，目前善后处理、银行贷款、应付款、整改、恢复生产，特别是捌仟多万借职工款如何是好？我的压力大呀！急呀！但没有办法，无作为心里难受极了。”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梦军：“企业垮了，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不管在位不在位，迟迟善后处理，不能进行下去，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裘祖贻的老搭档，谢梦军非常清楚裘祖贻的压力，三个月前，华源制药厂的欣弗注射液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导致了全国许多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一个名叫刘思辰的小姑娘，今年只有6岁，因为注射欣弗刘思辰出现了昏迷症状，最终离开了人世，随后，欣弗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波及全国十多个省，死亡名单也越来越长，达到11人，其他不良反应患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达到430多人，在华源公司的记录本上，记者看到这一页又一页的患者名单。

　　记者：“11月1日当天记了9个热线电话。”

　　到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这份患者名单还在继续增加，而患者的伤痛，对于华源制药厂来说，意味着沉重的赔偿负担。

　　记者：“最高的赔偿金额是多少？”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善后小组工作人员韦敏：“80多万元。”

　　目前全国已有430多名患者对华源制药提出索赔，这笔金额究竟有多大，华源公司的善后处理人员也无法拿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毫无疑问，这笔赔偿对于华源制药来说是一笔无法承受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就落在裘祖贻的身上。

　　谢梦军：“迟迟善后处理，不能够进行下去，给他带来的压力非常大，特别是他知道哈尔滨的患者到北京到上海总部。”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提出赔偿，另一方面，华源公司的资金却日渐枯竭。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周洪波：“财务总监手上没有可支配的钱，基本上没有。”

　　目前华源公司除了柠檬酸车间刚刚于10月23日恢复生产以外，公司营业收入来源的主体输液产品都已经处于停产状态，这个车间投资了3900万元，本来原定在8月18日投产，但突然发生的欣弗事件，使得这些崭新的机器不得不闲置下来，财务总监周洪波说，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目前公司每月的开支都要在230万元左右，全厂2000多名职工每人每月只能领到500到600元的基本生活费用。

　　周洪波：“十月份工资，我们现在说是在筹集，其实根本没有筹集来源。”

　　周洪波告诉记者，不仅职工的工资无法正常发放，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公司现在还有70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和向职工借的8000万元债务，这个时候，又面临着数百名患者的索赔，一向勇于承担责任的裘祖贻终于觉得他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周洪波：“我们现在感到，目前最大的压力就是赔偿。”

　　欣弗无情的“强盗”

　　企业停产、资金短缺、工人的集资款无法还，还要面对受害者的巨额赔偿，安徽华源落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也把裘祖贻推向了绝路，而就在几乎同时，18位黑龙江的欣弗受害者亲属，正在赶往阜阳的火车上，他们本来是想到安徽华源要个说法的，可是得到的却是这个消息，在北京，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他们。

　　在北京的一家小旅馆里，记者找到了刘勇，他的女儿就是刘思辰，刘思辰正是因为注射欣弗而致死的，谈到华源公司原总经理裘祖贻的死，刘勇深表同情。

　　死者刘思辰的父亲刘勇：“对于他的死，我们都同情，但是我想说句话，就是谁来同情我们死者患者。”

　　刘勇呆呆地看着女儿的照片，他不愿意多说话，他更不愿意再回忆发生在小女儿身上的悲剧，今年7月23日晚上，6岁的女儿小思辰因为感冒住院，但是注射了一针欣弗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

　　刘勇：“就这一种药，我姑娘就点了三分之一，就走了，最后，结论是输液反应，多脏器官衰竭。”

　　7月27日晚上，小思辰昏迷了四天四夜后，没能回到父母的身边，还是被欣弗无情地夺走了她幼小的生命，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疼爱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刘勇：“家里边就这一个孩子，六岁半了，马上要上学了，说心里话，孩子在父母爷爷奶奶，就跟心尖似的，这么一走，谁都受不了，我爸我妈天天吃丹参滴丸，你都没看着我爸瘦的，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在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刘勇不是呆呆地看着窗外，就是抱着女儿的照片，擦拭着本来就很干净的镜框，或者木然地愣在那里，时不时长长地叹口气。

　　“我们天天在一起，三个多月跟亲兄弟似的，一天连一句话都不说，看着这孩子照片，他媳妇儿都疯了，我们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可能没注意到，一起来的，见到孩子，怎么面对，没法面对，孩子一双眼睛，就感觉到。”

　　“来这么长时间就听他说一句话，那天我上天安门了，他捧着那孩子照片，说孩子，我领你上天安门来了，我们大伙全哭了，谁家没有孩子，没有老人，六岁，活蹦乱跳的孩子，会弹钢琴，会跳舞的，就因为感冒点了一个针就没了。”

　　和刘勇痛失爱女一样，患者的家属都承受着家人因为注射欣弗而致病的痛苦，因为欣弗，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

　　孙艳龙：“我爱人叫张文昊，在7月31日，点了这个欣弗，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多器官，脏腑器官严重受损，并且现在还在医大二院急诊，抢救室还救治，一出去上外头，现在一身水泡。”

　　王国彪：“都海鹏，6岁，2006年7月23日因打欣弗，因为感冒打的欣弗，打的欣弗以后，当天就送到哈医大一院住院，现在孩子大小脑萎缩，还在医院救治。”

　　王玉庭：“我爱人叫黄继丹，在23日因患附件炎，在当地诊所购买了四瓶安徽产的欣弗牌克林霉素，注到第四瓶时，出现的抽搐，血压下降，休克等症状，在当地抢救了两天，因为在当地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转到了哈尔滨第二附属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为白血病，虽然现在病情有所缓解，但是还不见明显好转，继续在哈医大一院进行治疗。”

　　这些不幸的患者家属因为欣弗紧紧地走到了一起，离开家，共同踏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刘勇：“在黑龙江省，我们从药监局，卫生厅，信访办，省政府，信访办我们都去了，

　　从8月份我姑娘走，一直拖到十月份。”

　　10月12日，刘勇一行四人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华源公司代理欣弗事件的律师李洪奇，在律师的帮助下，刘勇与厂家首次就赔付进行面谈。

　　刘勇：“问我们每个患者要多少钱。”

　　刘勇他们写的赔付的要求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随后，华源制药公司的代理律师对刘勇他们做出了答复。

　　孙艳龙：“李洪奇律师答复了厂家三点意见，第一厂家有诚意解决，第二点是，有诚意解决，但是厂家没钱，第三点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此时，刘勇他们离开家已经有一周左右了，为了省钱，他们只能住在每天食宿费只有10来元钱的地下室里，吃着两三块钱一笼的包子。

　　刘勇：“家里边人都说了，一定要为孩子讨个公道，孩子走的冤。”

　　刘勇告诉记者，他们和华源公司最大的分歧在于，究竟该赔多少钱？以及这些钱什么时候赔付？对于这两点，华源公司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10月21日，刘勇等人特意赶到华源制药的总部上海，但在这里他们得到的答复依然是等待。

　　刘勇：“有三种解决方式，关于这个事，第一是，走医学鉴定，第二是协商解决，第三是法律诉讼，他们厂家倾向于第二种解决方式，让我们回去等。”

　　在华源集团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刘勇他们又回到了北京，找到了药品生产企业的主管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刘勇：“药监局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函，说定为劣药的这个函，一家给了一份，我们每人签字之后是31号，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信访办公室2006年10月31号出具的，我们当时两点多拿的。”

　　记者：“这个上面写的赔偿问题是这么说的？”

　　刘勇：“因劣药欣弗造成的伤害依法应当由药品生产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直接与生产劣药的企业协商解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提起诉讼。”

　　带着国家药监局的这份公函，刘勇等人又赶到了华源制药，希望能尽快解决赔付的问题，但就在这一天，安徽华源原总经理裘祖贻自杀身亡，刘勇他们与华源公司最终也没能就赔偿的金额达成一致，协商解决又一次失败。

　　刘勇：“没有拿出一项解决方案。

　　在华源制药公司解决不了问题，当晚，刘勇又赶往合肥，希望安徽省的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取得进展，11月3日，刘勇他们坐车从合肥直接回到了北京，希望能够找到律师为他们讨个说法。

　　这一摞摞火车票汽车票，记录并见证了他们索赔之路的艰辛和无奈。

　　孙艳龙：“我们至今未得到厂家的一分赔付。”

　　记者：“都没有得到？”

　　患者家属：“都没有得到。”

　　长达三个月的艰难索赔之路，不仅没有为他们争来一分赔付，还让他们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下面的路怎么走，他们自己说，也没有任何办法，而是什么让他们的索赔之路如此漫长艰辛呢？

　　没有尽头的索赔之路

　　在欣弗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的十多位受害者亲属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索赔之路，他们先是找过黑龙江本地的药监局、卫生厅，然后到北京找过厂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接着到上海找过华源集团总部，再回到北京找到国家药监局，后来又到了阜阳的安徽华源，前后长达三个月的索赔，这些受害者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没有要来一分钱赔偿，却只得到了一个回答。

　　刘勇：“等着，明确说法就叫等着。”

　　那么，欣弗的生产企业安徽华源公司是如何进行善后处理的呢？记者也专程赶往安徽阜阳，找到了安徽华源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人员。

　　韦敏：“我们答复就是，现在只能等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想请国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等到什么时候？”

　　韦敏：“患者也这样问，我们也只能说先等一段时间我们也不清楚。”

　　韦敏说，作为善后处理人员，她也不知道还要让患者等待多长时间，而等待时间长短的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事件进行公正的认定。

　　公司善后人员：“是不是确因我们的问题欣弗造成的，这个中间的必然性、关联性、并没有一个关联性的评估。”

　　记者：“那这个评估谁来解决呢？”

　　韦敏：“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性的一个医疗鉴定机构的委员会。”

　　记者：“现在有吗？对欣弗事件来说。”

　　公司善后人员：“这个现在没有。”

　　记者：“你们在处理上，现在怎么办呢？”

　　韦敏：“我们现在正在请求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组成这样专家医疗专家鉴定委员会。”

　　华源公司向记者出具了该公司在10月26日请求卫生部协调处理欣弗事件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恳请成立一个“欣弗”不良事件专家委员会，做出医学鉴定结论。

　　华源公司的代理律师李洪奇告诉记者，目前双方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关键点就在于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欣弗事件的关联性评估。

　　李洪奇：“但是患者要想得到赔偿，你要证明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你用过我的药，用过有问题的药，第二，产生了损害，包括不良反应，所谓的后遗症，第三点，损害跟药品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就在因果关系上和责任比例的认定上，的确存在一个谁来鉴定，怎么鉴定的问题。”

　　李洪奇律师认为，谁来鉴定患者与欣弗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影响到赔付进行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

　　李洪奇：“目前咱们国家有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组织来鉴定，到现在没有，因为法律上不存在鉴定机构，在法律上是有一定缺失，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这次我们处理欣弗事件，所要主张的，所要努力达到的。”

　　半小时观察：用机制和制度减少悲剧

　　生命无价！欣弗事件让众多患者受害是悲剧，欣弗事件让一个企业负责人用自杀来谢罪也是悲剧，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指责一个用自杀来谢罪的人，但是，众多的欣弗事件的受害者还在痛苦中煎熬，悲剧还在继续，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结束悲剧的办法，不但欣弗事件难以画上句号，我们还有理由担心这种悲剧以后还会上演。

　　人身伤害赔偿的计算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加上受害人众多，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机制，像欣弗这样的民事赔偿官司会付出极其高昂的诉讼成本，受害人在旷日持久的诉讼中也会再次受到伤害。

　　我们不太可能像一些国家的集团诉讼制度，让人一赔赔上几十亿美圆，但也不能让一些肇事企业不痛不痒，说声“下不为例”就了事，我们总要找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既要体现对企业的足够惩罚，让其他企业引以为戒，又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觉得，由国家药监局统一组织行政调解也许是一个办法，但在调解之外，也应当对食品药品企业有一个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制度。

　　是药三分毒，我们很难完全杜绝药品的不良反应，我们在刚才的节目里也已经看到，安徽华源现在生存困难，要他们拿出大把的钱来赔偿也不太现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制定了一部《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法》根据这个法律，药品生产企业和销售商每年要向日本专门负责医药品副作用被害救济的机构交一定数量的钱，作为救济基金，我国台湾地区也在2000年建立了类似的制度，药物制造商及销售商应根据前一年度药物销售额的一定比率，缴纳药害救济基金。

　　制度是人创立的，从齐二药到欣弗，这么严重的悲剧如果还不能催生一个相应的中国药害赔偿制度，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制止悲剧发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