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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传统产生怀疑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落后；而一种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则来源于本民族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我认为，有关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提高到战略思考的高度，而文化战略的确定要基于对文化系统的结构和文化系统的演化机制的认识。作为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作为世界稀有的资源加以尊重和珍惜。

　　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提出文明演化的“冲突和融合”机制。他比较明确地描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如何创造了工业文明，而把未来的后工业文明的形成问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后人。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进犯。未来新文明必将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中与工商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理论尝试，似乎都没有以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作为出发点。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其结果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同化了游牧文化，而没有如欧洲那样通过融合创造出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中，如果我们不满足同化于工业文明，那就必须致力于通过两种文化的融合来创造未来的新文明。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在2004年那次与杨振宁先生的讨论中曾经强调，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必要条件中，中文和中医药学是最有活力的因素。

　　中文是延续和传播传统的重要载体

　　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曾经怀疑过中文适应现代文明的能力，一度试图把方块字改成拼音字。近百余年的经验表明，汉字经受住了科学的考验。中国天文学家李竞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现代天文学名词都能用中文很好地翻译和表达。

　　尽管中文可以无甚困难地表达科学概念，我们还是经常听到夹杂着一些不必要的英文词的科学讲演，一些科学术语本可以意译的也简单地音译了，甚至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也不接受中文。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在2004年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上用中文讲演，对这种无故忽视母语的行为是一种警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是不可以丢的。如果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也就无法延续。现代文明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文明，如果一种语言在表达科学概念的时候能够比较顺利，语言的存在就没有问题。汉语是一种优秀的科学语言，不仅不应该丢弃，而且要发扬光大。

　　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简化汉字虽然减少了学习汉字的一些困难，但也带来传承文化传统的损失。我们现在正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中文必将在向世界传播我们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其代表性标志。在追溯其形成历史时才有古代科学之说，人们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文明则没有源流关系。但在类比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谈论中国古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但今日的中医药学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不仅中医师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大部分中医院举步维艰。据说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受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原因在于他们的应急能力比较差。按照医学史家廖育群的看法，中医界的一些教授都读不懂《黄帝内经》，现在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就更不用说了。在西医数量远远超过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的“特长”退缩到那些被西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而且中药比西药还要贵，中医在中国的存在确实岌岌可危。加之有人在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这对于危机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药学的问题，我主张让它自然发展，既不要人为地消灭它，也没有必要特意地保护它。中医药学的前途在于，它在创造新医药学时是否能发挥作用。如果未来的新医药学是通过中西医融合产生的，那就表明中医药学发挥了作用。如果是中医同化于西医，那就等同于中医的消亡。中医同化西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医是以现代科学为其基础的。在未来的新医药学当中，如果能够包含中医药学的东西就很好了。如果真的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那中医药学可能就是真的要消亡了。但我还不至于那样悲观。

　　已有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主要是，分析中药的化学成分，中医利用西医的生理化验，西医开中成药处方。在用现代科学研究和表述中医的特有概念时，诸如经络、气功和特异功能等，一些人由于过于着迷而往往失去应有的理性和科学态度，用貌似科学的语言叙述一些不科学的结论，这无疑是令人们失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随着它的发展总有可能留下某些理想的东西。以现代科学手段发展统一的新医药学，不仅需要在两个医药学体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而且需要协调逻辑、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

　　文化的影响来自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文化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小。原因是近几百年来，中国对世界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主要靠的是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包括科学发现、发明，也包括对恶势力的反抗。

　　中华民族曾经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工业文明是由欧洲人创造的。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国际科学论文只为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几，而且其中又只有百分之几是高引用率的。

　　我们有了一点贡献，世界给予我们的回报是足够丰厚的。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我们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就是进入了世界政治五强。经过改革开放，在未来的50年内我们有可能进入世界经济五强，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再用100年进入世界科学五强。

　　但这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启蒙思想家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已经注意了中西文化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冲突主宰世界。针对这种新动向，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即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本刊记者/方玄昌(整理)

　　(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物理学史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旁及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