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贺力平，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3.62,-0.06,-1.63%)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撵鱼效应促使中资银行升级

　　周季钢：根据新的规定，中国将鼓励外资银行优先在东北、西部、以及中部和滨海新区开展业务，并在业务和机构准入方面给予倾斜。和中国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中资银行是否更能适应外资银行的冲击呢？

　　贺力平：中资银行在不同的地区，业绩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来，在发达的地区，银行的经营效率相对好一些。前段时间，中国对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内银行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对过去一些赢利水平低的分支机构进行了关闭、合并、重组。但是总体来说业绩水平、盈利水平要比发达地区的银行低。

　　但是，在发展程度相对低的一些城市，也更需要银行去服务。虽然外资银行最为看重的中国市场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但中国政府是有意的引导它们去发展中地区开展业务，这样可以促进地区平衡的发展。

　　郭田勇：总的来说，外资银行无论在哪个城市进入，都对中资银行都是有压力的。我曾撰文指出，金融全面开放，同时也要一种审慎监管。从这个导向上来看，如果监管当局从国家产业政策的角度考虑，在欠发达地区适当采取的一种鼓励性的政策，我认为是合理的。

　　周季钢：既然如此安排体现了政府的用意，正如您刚才所言，这些地区的中资银行经营状态较差，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中资银行面对冲击的承受能力要更低？

　　郭田勇：从银行业竞争格局来看，我认为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这些地区的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不够的。但也要考虑到另一层面，外资银行的进入实际上也促成竞争机制的形成，形成了“撵鱼效应”。正如海产商运鱼，经过长途跋涉可能有很多鱼要死，如果在鱼缸中扔一条食肉鱼，不停的对其他鱼进行追逐，反而减少了鱼的死亡率。按照这个理论，外资银行进入这些地区以后，对提升当地金融的竞争力和运营水平是有较大推动作用的。

　　贺力平：事实上，外资银行进入这些地区，其步伐也会比较慢，也不会对当地的中资银行构成大的冲击。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提出了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的要求，如果在一个城市要开设10个分行，意味着营运资金就要10亿，且中国国内的几大银行在各大城市都有数十个分行，外资银行凭什么在短时间内跟中资银行竞争？3年甚至10年都不会形成大的冲击。

　　郭田勇：我专门察看了一些相关文献，以拉美国家为例，外资银行的进入，到真正融入这个国家并被民众所接受，一般需要5-8年。

　　中介业务将是外资银行的着力点

　　周季钢：新政实施之后，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主要冲击是什么？

　　郭田勇：首先，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后，中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上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其次，没有注册当地法人的外资银行也可以开展人民币业务，但是仅限于单笔业务在100万以上的大宗交易。

　　外资银行不可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铺设经营网点，所以在较长时间段内，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获收的存款是有限的，外资银行在存贷款市场上不太可能给中资银行以威胁。外资银行竞争优势主要在中介业务，包括：理财、信用卡、财富管理。长期以来，外资银行获取的利润中，中介业务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中资银行的中介业务相对薄弱。所以外资银行可能在中介业务上抢走较大的市场份额。

　　我刚才说，在存贷款方面上对中资银行威胁不太大，但在贷款方面，外资银行未来的放款主要会投向按揭市场。

　　因为外资银行的中介业务做得较好，其可以通过理财和财富管理，拉来一批高端客户，这个群体很容易发展成为它的按揭的客户。从国外经验来看，按揭业务对银行来说都是“黄金”业务，风险比较小、期限比较长，利息回报较高。

　　外资银行必然会引进较成熟的、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金融产品。中资银行相应的会提高业务开发，和产品推广方面的投入，同时可能会为了防止高端人才的流失，中资银行可能会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话，在一个短时间内，中资银行的经营成本将上升，出现利润增长缓慢，或者下滑。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势必会先到一些大中城市去铺设机构，而不是农村去。外资银行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冲击力不会太大，但对中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譬如中信、民生、招商等银行将面临更多威胁，这些商业银行的分支网点也在大中城市，外资银行和其业务的重合度较高，产生的冲击也较大。

　　贺力平：中资银行也有其传统优势，网点多、客户群大，在债券承销方面，中资银行的优势是外资银行无法比拟的。譬如国债销售，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尚无法涉足。

　　周季钢：目前有没有数据表明高端客户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比例？

　　贺力平：没有相关的统计，这属于各个银行的商业机密。现在市场上有这样的说法，20%的客户提供了80%的利润，这种说法是不可靠。这在不同的银行、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基本的判断是，小额客户的单笔业务的利润含量很低，高端客户单笔利润含量是很高的，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

　　“狼”来了，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周季钢：面对如此竞争格局，中资银行应该怎样防范？请您为其支招。

　　郭田勇：从总的趋势来看，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竞合格局中，能把金融“蛋糕”做得更大，达到双赢。但谁也不愿意所占的“蛋糕”的份额减少，怎么应对？从大的方面来讲，中资银行要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水平和学习外资银行的事业部制运营模式。要发挥中资银行的后发优势，在模仿外资银行的同时进行创新。可能在未来的3、5年，中资银行会经历阵痛，因为学习也要成本的，成本可能升高、赢利可能减少。

　　贺力平：中资银行包括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相信中资银行都很重视，它们已经开始了改革，包括改善服务质量、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吸收专业化人才。但由于中资银行都较大，其转型的步伐比较慢。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银行机构要进行“瘦身”，把自己的优势要突出出来。

　　对政府部门来讲，在大的银行进行“瘦身”调整之时，实际上也是甩掉传统业务的过程。但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对银行的服务是有需求的。大的银行进行调整之后，就在当地出现了一块“真空”，这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政府鼓励外资银行去开展业务，也并非外资银行的主观意愿。所以，政府要鼓励机构的创新，一方面允许国内大的银行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要鼓励欠发达地区孕育新的银行机构，填补市场空白，这样才能使得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周季钢：时下比较热门的论述是：外资银行开放影响中国金融安全。大量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该如何化解？国际上有没有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郭田勇：金融危机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区形成动荡，是不是因为外资银行的冲击？这还没有定论。在学术层面我们一般认为，对国家金融安全影响最大问题是国内人民币资本商户开放。我们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们归结为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在货币可兑换情况下，无论是外资银行还是其他的外资机构都可以换成所在国货币经营，一旦觉得经营不好，它可以换，可以撤。

　　尽管现在我们给予了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在中国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但并不意味着外资银行随意可以撤资的。

　　从外资银行，从银行经营来看，银行本身是一个盈利机构，无论外资还是中资，我觉得大家经营的目的还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要盈利。他跟国际热钱和投机性资本是不一样的，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考虑，国际投机性资本的防范比较重要，限制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也是比较重要的，而开放外资银行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贺力平：东欧曾经历了剧烈的调整时期。东欧等国处在转型过程中，其国内银行都不行了。入世以后，随着外资银行大量的进入，外资银行展开了大量的并购，导致其在5、6年时间里国内经济发展的停滞。最近一两年，东欧各国经济开始复苏，这个过程是一种剧烈的调整，被称为“大爆炸”。但中国不走这条道路，不需要这种阵痛，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舒缓的调整方式，有长达5年的过渡期以缓解外资银行的冲击，这是国外是很少见的。中国不太一样，很多经验要靠我们自己来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