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困境：是陷阱或利基？

　　北高选举告一段落，马英九在这次选举中受伤很重。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题为“马英九的困境：是陷阱或利基？”的社论，指出最大的伤害是质疑他的“能力”，并讥嘲他不知变通的道德包袱及法治枷锁。

　　马英九是因相对地比较清朗、正直、平衡、遵守法治，及道德意识较高而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及喜爱；认为他在台湾的政治酱缸中，出污泥而不染。但是，今天他受到了质疑或讥嘲，亦正因他的这些特质；笑他“太软太慢”，笑他的“不沾锅”。

　　社论表示，马英九绝对不是“完人”，但他却坠落在“完人”的陷阱之中，亲痛仇快。亲者一方面疼惜他固守在“完人”的框架里，但另一方面却又痛责他不知爬出“完人”的陷阱；仇者则一方面欲将马英九困在“完人”的陷阱中，另一方面更在马英九试图跳出框架时，指其为伪君子。

　　马英九今日的困境，其实也是台湾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人民皆知，重建道德及法治，减少机诈及权谋，是救台湾的不二药方；这或许也正是马英九之所以成为许多人民的希望所寄。但是，另一方面，亦有许多人民认为，道德与法治根本不能因应台湾的惨烈政争，而且在对手机诈百出的情势下，道德的包袱与法治的枷锁根本是“无能”或“失能”的同义词；这或许也正是许多人民对马英九讥嘲或失望的原因。

　　社论指出，最值得玩味的鲜明对照是：在这次选举中，几乎没有人说陈水扁“无能”，而马英九则饱受“无能”的质疑与讥嘲。

　　此处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政坛所称的“能力”是什么？是像陈水扁那样不择手段，以千变万化的机诈权谋，毁弃了一切道德、法治的原理原则，而屡能侥幸赢得选举及政争的“能力”？还是像马英九这样对于法治及道德有所敬惜，于是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屑为，有所不忍为？

　　社论分析，唯有撕毁法治与道德，才能显示能力？难道对法治及道德维持一种敬惜，不算是一种“能力”，而一定就是“无能”？评量一个政治人物的“能力”，难道是决定于他对道德与法治的破坏力与僭越力之上？

　　进一步说，台湾政坛所标榜及艳羡的“能力”，究竟是“选举权术及政争手段”的“能力”，或是“治国”的“能力”？

　　其实，当人民在评价政治人物的“能力”时，其评价的标尺却相对未确立。因此，马英九时而因其“道德及法治意识”而受人民肯定，时而又因其自陷“道德及法治陷阱”而受人民讥嘲。

　　社论指出，其实，马英九真正的局限，有两个根源：一、他是外省第二代，二、国民党的历史债务。只有绿色阵营中可能出现陈水扁这类的政治人物，贪腐无状，使台湾沉溺至此，民众却仍认定他是“本土价值”的代表人。反过来说，马英九的外省后裔血统及国民党标签，使他不可能轻试机诈权谋；倘若马英九玩弄偏锋，恐怕只会增添其反形象；因而，马英九变成今日形状，恐尚不止因他的秉赋如此而自陷陷阱，其实亦是缘于他在无可选择下的“历史／社会”利基（niche）。

　　绿营容得下工于机诈权谋的李登辉与陈水扁，蓝营则已否决了宋楚瑜；正因政治土壤的差异，社会对“能力”的定义与期待亦迥然不同。

　　最近的事例：苏贞昌去年为罗文嘉助选，在第一时间即挥泪咒誓若有走路工即永远退出政坛；如今走路工已经证实确有其事，苏贞昌则仍在政坛最高处。类似的情境是，此次选举前夜，高雄发生可能是陈菊阵营诬指黄俊英贿选的疑案，马英九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却不如苏贞昌激烈。仔细分析这两个事例的差异，苏贞昌是“头过身就过”、“今天过了，明天再说”的姿态；马英九却是“有两分把握，说一分话”、“瞻前顾后”的风格。而苏贞昌能够如此，是因他不受道德与法治的拘束，民进党的体质及绿营所处的社会生态也纵容他如此；马英九不能如此，则是因他自陷的道德包袱、法治枷锁、国民党的体质，及蓝营所处的社会生态使他变成如此。

　　社论称，马英九俨然已坠入陷阱之中。道德的包袱、法治的枷锁、国民党的标签及外省人的原罪，皆是马英九的陷阱。但是，反过来看，道德的憧憬、法治的追求、国民党的革新及族群意识的超越，却亦是马英九的利基所在。因此，若仅以“陷阱理论”来解释马英九的困境，恐亦有为马英九卸责开脱的嫌疑；毕竟，经此次选举，已经显现了马英九在政治视野及领导风格上确有极大的改善空间。这些，明日再试作讨论。

　　“陷阱”与“利基”（原意为壁龛），在形象上皆是一个洞天。陷阱束缚生机，利基则供养生机。马英九将困于陷阱里，或成长在利基中，确实取决于他的“能力”！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