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讲述：在庙堂和江湖之间

　　69岁的陈苏厚曾经是海南省副省长，属于中国1540多位退休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不同的是，他退休后选择了回老家当“农民”。我们描述了这个归隐高官的影响，传统的士绅情怀和官员退休后固有“资源”的结合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通过种陈引进的香蕉项目使得贫穷的农民在几年内“暴富”。

　　平遥县检察院推行“强制自省”，检察官们每天写“自省日记”，检讨自己一天的得失。

　　这是我在2006年初做的两篇报道，而在2005年的年初，我曾激动地一天奔袭三个城市，去探询一个贪官的落魄和他“丑陋的发迹史”。

　　一年前后所做题目的不同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在时下的中国，除了揭露“恶”，更要把目光投向那些给人希望的局部改变，虽然它往往还带着固有顽疾的元素，显得不那么彻底。

　　和现实接触越多你越能体会到这种两难心态。5月我去报道郑州“市长电话”，这个在其他城市成为摆设的“市长电话”在郑州威力巨大，甚至能同时号令十几个市局单位现场办公解决公众需求。

　　究其根源，则是市长电话办公室主任在对官场逻辑深刻认识下的强力推动，其中最关键的是市政府高层的支持——采访中该主任也说，市长电话代表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但如果“法治”还很遥远，一个给民众带来实惠的“人治”是否也可以暂时接受？

　　循序渐进更多地成为我看待这个国家的基本态度，6月底我报道了一群鲜为人知的反腐研究者，其中之一的何增科经常碰到公众问自己如何迅速遏制腐败，何尴尬地说，人们总想你给他个立竿见影的办法，但在中国这不可能。

　　但人们或许也低估了公众对政策的敏感。我和同事苏永通在4月份报道了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出台，文章发表后一个农民工兄弟给北京记者站打电话，执意要问这本书怎样可以买到，苏说，书很贵，不要买了，但是对方还是坚持要问。这件事让我很感慨。

　　另外一件事给我的则是无奈。8月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市粮食局拍卖给天津和河北几个公司的一批陈化粮流入了口粮市场。我先采访北京市相关单位无果，然后同事去天津，对方的相关部门也拒绝说话。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卖入津冀的这批陈化粮，其实并未流入口粮市场——我不知道这些机构为什么不习惯及时澄清。

　　不习惯沟通的不仅是某些地方机关，一次试图采访中央某部委，对方尖叫的女高音和一连串的质问让我困惑——我问一下是否可以接受采访也不行吗？一次又一次，我总是试图跟那些认为我们是“找事”的部门解释：作为一个经常从事时政报道的记者，我们只是想在这个利益纷杂的转型中国，用自己温和的笔让“庙堂”和“江湖”，让执政者和普通百姓，能彼此知晓，彼此理解，最终彼此牵挂。

　　或许是有太多的积郁，12月初，报社在海南开年会，感慨之处，我想起了《南方周末》2004年的新年献词：“这个国家不正是大家的国家吗？我们用真实架一座桥，让言说者不空谈，让主事者不麻木，让刚烈者不偏激，让脆弱者不沉沦。”

　　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是个大三的学生，正急切地为自己寻找新闻业的价值坐标。恍然间三年过往，激进的理想经过现实的洗刷，在对这个国家有更深入的体认后，这段充满了平和与执著的话，也愈发深刻在我的心灵。

　　它或许不能拯救别人，但至少可以温暖自己。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