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末岁尾,又值盘点时候。这一年娱乐界风起云涌,熙熙攘攘,究竟如何观瞧,才能在这乱花迷眼中理出头绪,看个明白真切,而不至于顾此失彼,见树不见林?
从两个关键词开始,或许是一种选择。2006年,娱乐界的关键词也很多,但最突出的,莫过于“选秀”和“恶搞”两个。 不妨先放过对它们进行价值评判罢——这样的文字已经屡见不鲜——先说一个或许是它们引发的客观后果:有人说,2006年,“明星”的概念变了。
过去,明星是在台上表演的,观众是在台下看表演的。可是今年,“演”与“看”的界限在逐渐被打破。比如说罢:台上陈凯歌在执导,台下胡戈也在执导,小“恶搞”的影响还不弱于大制作;徐静蕾开了博客,今天写段儿逛街,明天写段儿上哪儿撮一顿,你说这时候她是影星,还是邻家女孩?——明星与普罗大众愈来愈水乳交融,逐渐有点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更加和谐、交融了。
和谐、交融——这真好。这四个字,就给我们梳理一年的娱乐事件提供了一把好尺子。
大众娱乐与严肃艺术可以和谐。说学逗唱与轻拢慢捻没仇。任何时代,都会有阳春白雪,也必然有下里巴人。《诗经》中有“关关雎鸠”、桑间濮上,也有“穆穆文王”、玄鸟生商。坊间既演歌剧,也演流行歌曲,这才叫雅俗共赏。爱好歌剧的少些,爱好流行音乐的人数多些,也属于正常。注意多扶植前者是必要的,但似不必对后者的繁盛过于紧张。
严肃的内核和娱乐外衣可以和谐。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讲述长征故事的影片,很多是从个人开始,甚至从动人的爱情开始,宏阔的历史长卷和生动的个人命运就这样找到了结合点。3月份,留着大胡子的制片人张纪中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主旋律更应该好看,你得有生活,不能让观众老看你开会不是?
民族的娱乐和世界的娱乐可以和谐。前不久,姜昆牵头在济南搞了第一个国际幽默艺术节,想让国外的滑稽艺术进来,相声等曲艺出国,想让中国和世界交换欢笑;中国的京剧“史诗”《梅兰芳》出国,青春昆曲《牡丹亭》访美,意大利、俄罗斯的戏剧陆续访华……交流碰撞,互通有无,皆大欢喜。
娱乐报道与社会责任应该和谐。王菲是大名人,并不是邻居家的猫,她生孩子毕竟也是新闻,报道无可厚非;但毕竟不是了不起的大新闻,整天堵着医院门,就过了;报道时不考虑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就不对了;阿娇演出,怎么拍都行,但偷拍人家换衣服,这就必须受到谴责。有些媒体搞娱乐报道,离不了挖人隐私、传播绯闻,把娱乐新闻搞成了庸俗不堪的东西,坏了名声,影响了社会,实在要不得。祝愿新的一年,坊间少一些隐私爆料,少一些绯闻流传,少一些捕风捉影,更要少一些横飞的录像带和所谓的“潜规则”。
对娱乐本身,也需要如是观。娱乐和娱乐精神没有“原罪”,不是什么坏事。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原本是盛世景象;百戏杂陈,乃是百姓安居乐业之兆;娱乐的繁荣,折射着社会的繁荣。不要说民族危亡时期和战争年代,往前推十几年,老百姓能有今天轻松多元的心态、能这么富裕自如的找乐么?在某种程度上,娱乐盛行、娱乐方式的多元体现着社会的稳步发展、体现着社会宽容度的增加。然而另一方面,繁华中警惕浮华,安乐中警惕浮躁,当然也是题中之义。娱乐需要大众广泛参与,但不能事事皆娱乐,“泛娱乐化”。
更值得一提的一组和谐景象是:近来颇有些沉寂的娱乐形式在2006年重焕神采,重新走到聚光灯下,和各种时尚的、炫目的、始终处在视觉中心的娱乐形式,也形成了某种和谐。
比如,民歌。宋祖英在大洋彼岸大火特火,靠的就是它的魅力;央视青歌赛原生态民歌获奖选手李怀秀对笔者说,获奖不获奖倒没什么,可社会重视了,家乡的青年再也不觉得唱老辈人传下来的山歌土了,不觉得唱它丢人了,也想学着唱了,这让她感受良深!云南省靠着民歌,把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吸引过来,让俄国芭蕾穿上了我们的民族服饰,尽管演出并没有设想的那样完美,但毕竟尝试难得。
比如,相声。年初,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著名了。老相声传统得到挖掘,多年不见的段子回到了舞台上。一个郭德纲,不能挽救一门艺术,但却唤起了公众对相声多年未见的热情;热情一直持续,相声越来越有老味道和新精神。年末,著名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去世。保持相声事业发展的势头,应该是向艺术家寄托哀思的更好形式。后来者还须努力。
比如,京剧和昆曲。纪念谭富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马连良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程砚秋的弟子王吟秋的演出、“百花芬芳”名家演唱周一连7天……京剧舞台上如火如荼,长安大戏院,常常一票难求。11月至12月,上海昆曲团晋京演出,年轻的第三代演员集体亮相。既有原汁原味的折子戏,又有新编的现代戏,繁花如锦。尽管,戏曲日益小众化,种种问题还有待解决,但可以看出从业人员的那份坚持。今年以来,笔者虽然在剧场中多见观众席中的白发,但黑头发也并不那么稀少,我们实在有理由相信将来。
它们的重新亮相,与张艺谋的大片、周杰伦的新歌、甚至一些不超越底线无伤大雅的“恶搞”并不矛盾,它们水乳交融,相忘于江湖,共同装点着、丰富着我们日益可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