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到丑陋不堪
1753年7月的一个早晨，瑞典王后乌尔里卡接过一把金光灿灿的钥匙，惊喜万分。那是国王送给她的生日贺礼，一座藏在林中的中国宫。
据说，当时的工匠们仿照王后哥哥普鲁士国王的中国式楼阁，建造了这座宫殿。10多年前，当记者走近这座看上去更像蒙古包的建筑时，瞧着屋檐下镶嵌的那些有着黑八字胡的小人头，不禁觉得有点儿可笑。这就是欧洲人最初对中国印象的真实写照。
精美而充满了神奇色彩的瓷器、传教士的书简和夹杂着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中期以前三四百年间的欧洲人就是从这些途径来了解中国的。
当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们受到精英们的热捧，他们的书简也被视为经典。传教士眼中那个“酷似古罗马帝国的中国”走进了欧洲人的脑海。当时一些欧洲学者甚至认为，发现中国可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媲美。
但是，欧洲精英们发现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神话的中国。中国这个词儿，对启蒙运动的精英来说，是一种力量，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的赌注”。当东印度公司把订制好的精美瓷器运回欧洲大陆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在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中国成了欧洲知识界借来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实用色彩，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色彩，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永远的误读”之中，在非好即坏、非爱即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18世纪中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从此驶进中国港口的西方货船上卸下的银元和货物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整箱的鸦片。当启蒙运动中觉醒而起的西方开始新一轮扩张时，中国形象也变得黯淡了。此时的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一落千丈。自那时起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中西关系史上的这个时期称为“轻蔑的时代”。英国诗人丁尼生说：“欧洲的50年，胜过了中国的一甲子。”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猥琐和丑陋不堪。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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