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致癌车间”疑云

　　药厂“致癌车间”疑云

　　青壮年工人接二连三死于肺癌，家属申请职业病鉴定遇法规瓶颈

　　同一家药厂，同一个车间，青壮年工人接二连三死于肺癌，人们怀疑车间里充满各种化学药品的工作环境是造成这些生命早逝的元凶，位于重庆的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被这一阴云笼罩。

曾令凯，最近一个死于肺癌的工人，他不是车间里唯一患上绝症的人，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他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想为自己和死去的工友讨一个说法，“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曾令凯没等到这一天，然而他的努力并未白费，他与工友的死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的通知》，要求各省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据称，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近期对此事进行调查。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关键词

　　职业病

　　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及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如工业毒害、生物因素、不良的气象条件、不合理的劳动组织、恶劣的卫生条件等，当职业性有害因素作用于人体并造成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时所引起的疾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内的职业病是由国家规定的法定职业病。目前，我国现行法规规定的职业病范围共有十大类、115种。

　　KP(酮基布洛酚)

　　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国内生产企业众多。

　　死亡来临

　　曾令凯怀疑自己是因长年在药厂车间工作，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

　　曾令凯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但她知道他快要死了。

　　去年11月的一天，31岁的曾令凯被发现癌细胞从右肺脑转移后，又转移到了左肺，遍布整个内脏。他躺在靠窗子的病床上，痛苦地等待着第9次化疗。前8次化疗过后，他的头发几乎掉光，只剩稀疏几根。他下肢瘫痪，剧痛时常来袭，白色的被单拽成了条形。汗水片刻就会渗满额头，他已经无力擦拭。窗子外是重庆阴晴难测的天空，他的妻子坐在一旁。他说，等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和她生个孩子。但主治医生告诉病人家属，这基本上是个奢望。他的生命之灯濒临熄灭，最多还有半年可活。

　　实际上，生命期限比医生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月。2006年11月27日，曾令凯死了。在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车间里，他不是唯一死于肺癌的工人，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

　　躺在病床上时，他曾怀疑自己是因为常年在药厂车间工作，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从1999年8月19日，他的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岗位上的工友韩卫东死于肺癌后，死亡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笼罩着药厂车间。至今已有4名男工友因病而死，其中3名已经确诊为肺癌，1名疑似肺癌。距离最近一个病人的死亡时间，刚好11个月。

　　“为什么同一车间里的人得的都是这个病？而且毫无征兆？”曾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哥哥说。

　　这几乎是每年一例的死亡，让药厂所有职工闻之色变。曾要求回工厂做职业病鉴定，但在跟厂方交涉的过程中，却发现在中国现行的115种职业病中，他的病例找不到依据。工厂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工人之死，跟药厂毫无关系”。

　　但曾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他坚持在媒体面前说，“一定要讨个说法，为了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这个病太痛苦了，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他死后10天，卫生部向全国九省市的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KP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状况、检测情况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影响以及现有职工的健康状况。

　　同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重庆市卫生局对曾令凯所在药厂的调查结果，就生产KP的原料氯甲酮等物质的毒理性进行调查研究。“目前我国只是把一些危害程度较高的工种列入其中，对于一些觉得致病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关但在职业病目录里并未收录的情况，只能存疑，或在学术上进行讨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说，“假如职工想通过诉讼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因为没有法律支持的充足证据，基本上这条路也走不通，至少在现阶段难以看到光明的结果。”

　　曾和他的工友们的死，或许可以为中国职业病的目录增添内容。但身后事，他已无从关心。在几乎是与生命做最后赛跑的时间里，曾令凯并没有等到答案。死亡像座大山，将其疑虑挡在了生命线外。

　　事故难测

　　工作时操作不当，化学液体就会溢出来，刺鼻的烟雾弥漫了整个车间

　　曾令凯的工作是用小铁铲将一堆堆化学原料和酸碱液体缓慢投入反应罐，在形成升温反应同时，他要时刻盯住这些粗笨杂乱的瓶瓶罐罐，保持高度注意力，以防它们出现剧烈反应。以至于两天一个反应周期过后，它们可以生成氯甲酮液体，倒入下一个反应罐。这样，每个月他可以挣到1000块钱左右。

　　在KP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轻轻地、呵护婴儿般倒入反应罐。如果操作不当，用力过粗，或者原料增减无序，都会引发剧烈反应。化学液体从沸腾的罐子里溢出来，烟雾腾空，弥漫了整个车间。这时候，烟雾里飘荡着辛辣刺鼻分子，“味道大得档不住，活性炭的防毒面具失去了作用，贴到脸上火辣辣的”。

　　全体工人必须快步跑出车间，等烟雾散尽后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此外，反应过快和原料没有烘干，也会导致这些意外的发生。在事故难测的车间里，氯甲酮液体在反应罐里又呆上两天后，蒸馏出了苄酮，最终将制成解热镇痛药物运送到国内外的药店里去。

　　不过曾不会考虑这些，在这气味难闻、烟雾笼罩的48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曾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厚厚的工作服从头到脚都是灰尘，疲惫不堪。当他脱下这身沉重的衣服时，则会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们”。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液体渗透过帆布手套，在他焦黄的手掌上留下灼伤的印记。

　　从18岁到31岁，曾都在KP车间里拼命苦干，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重庆市日益高涨的消费水平和地产房价，使得他仍然处于温饱挣扎一线。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不敢有任何生活外的花销。甚至婚姻，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年前，28岁的他和同村的姑娘结婚，并把妻子也带到了药厂做临时工。

　　“他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的哥哥曾令才说。这是在19年前，父亲在决定由两个儿子中的谁来顶替自己进厂当工人附加的条件。最终，小儿子入选。在一年前，他终于当上了班长。但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从车间里回来，如果有电话来了，随叫随到，哪怕是半夜。”妻子王小平说。

　　“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里就是待在家看电视。他每天都去楼下的公园打太极拳，身体一直很好。”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

　　2005年4月30日，曾令凯突然咳嗽得厉害，他对从广州回来的哥哥说，“最近有点感冒，不舒服，在打吊针”。

　　在去厂职工医院照X光时，发现右肺上方有一团状阴影，医生建议外诊；5月2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24中心医院做CT扫描，诊断为右肺门结节状占位并右肺上叶前段阻塞性肺炎，考虑到恶性肺癌可能性大；5月12日，在解放军医院西南医院做纤支镜检查，确诊右上小细胞肺癌；8月15日，在西南医院做化疗后症状有所缓解。之后一共做过6次化疗，一直在吃中药治疗。2006年9月2日，发现小细胞肺癌脑转移；10月12日，转移到左肺。

　　当曾令才国庆前一天接到弟弟的电话再次从广州赶回来时，弟弟的左手根本举不起来了，右手也连拿报纸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下肢已经基本瘫痪，大小便失禁，只能靠灌肠和导尿管才能完成排泄。医生诊断，他的肺癌已经是晚期，只有半年的时间活命了。在这期间内，医院所做的也只是药物维持，而非病理治疗。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告知，病人似乎隐约感到了不祥。他对哥哥说:“这次，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恐惧蔓延

　　第三例肺癌患者被确诊出来后，KP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开始传开

　　在重庆市洛碛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曾令凯的老同事韩卫东的遗像反挂在墙头，他59岁的老母亲毛国芳从面前走过，不敢正视照片里那张年轻的脸。

　　韩卫东是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KP车间，死于肺癌的第一人，死时28岁。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日期已经淡忘了。毛国芳回忆说，在进厂8年后，1998年，韩卫东开始咳嗽，“最初以为是感冒，总不见好，而且越咳越厉害，有时还会咳出血来”。韩最初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这个错误的诊断一直维持到他死前几个月，确诊为肺癌已经是到晚期了。

　　“他问我，‘妈妈，我是早期还是晚期？’我没法回答他，只是说，儿呀，不管早期晚期，你都要正确对待。他痛的时候，用力抓紧木床两边，两只脚在床板上乱蹬，咯噔咯噔的，病床摇得快要散架，他掏心裂肺一样叫着，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行，要两针。”

　　在1999年8月，韩开始安静下来，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我要回家。”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后，这个28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孩，他头发掉光了，虚弱得连说话都在喘气，他对母亲无比依赖。他的三个哥哥也在药厂里上班。在他发病前一年，他的父亲——一位连队指导员转业的老军人死于病患。他的新婚妻子，瞒着他把肚子里怀孕三个月孩子打掉了。他为此非常愤怒，高声厉喊要跟她离婚。

　　毛国芳劝他说:“儿呀，你自己都快要死了，还找她离什么婚啊。”这样一想，眼泪又流出来了，毛国芳赶紧把它们擦掉。韩卫东去世的具体时间是在1999年8月19日，离他29岁生日还差4个月。

　　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他们都喊他韩四，他人很聪明，又老实，很会下围棋。”曾令凯的妻子王小平回忆起丈夫的这个苦命朋友。

　　他韩卫东是同事李忠伟儿子的干爹。当他的死作为一个正常死亡的病例，慢慢被人遗忘后。仅仅过了一年，李忠伟也死于肺癌。

　　“最初是在2000年二三月份发现身体不适，咳嗽，一直以为是感冒，后来咳到后背前胸都痛，痰里带血丝，一检查说已经是肺癌晚期。去世的时候也已经是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纯粹瘫了，肌肉萎缩，坐不起来。”李的妻子郭昌贤说。

　　此时，第三例肺癌患者刘书华也被医院确诊出来，KP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至此传开。在治疗了一年多后，39岁的刘书华于2004年2月去世。

　　曾令凯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跟这些昔日伙伴们一样，会在某天突然被掐断。“都是挣扎了一年多，然后一个个死去。”2005年12月，被确诊为肺癌时，他咳嗽的频率明显比以前增多，而且引发全身肌肉疼痛。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同样也在剧烈咳嗽的工友闵绪海说:“你也去检查吧，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但被闵拒绝了。闵是个胖胖的相貌憨态的男子，至今单身，在他34岁这一年中，“一直用手捂着嘴大声咳嗽，连续不断地吃药”。他在刘书华家里看别人打麻将时，“咳得就要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闵绪海曾经流露过，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害怕这一切得到证实。2006年1月28日凌晨，春节前一天。50多岁的老母亲去叫他起床时，发现儿子已经死在了床上。

　　鉴定瓶颈

　　如果单位没使用法定列入的致肺癌物质，就不能提起职业病诊断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曾令凯穿着蓝色条纹的病号服侧躺在床上，示意哥哥帮他翻过身子。“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还想生个孩子，还有父母要赡养。但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

　　曾令凯说:“都是年轻力壮的，最小的才29岁，最大的39岁。为什么别的车间别的岗位没有这么多？为什么得的都是这个病？”在他生病之后，这些问题取代了工作时候的专注，满满地塞在脑海里。

　　这期间，药厂陆续把正式工员工调出了KP车间，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协议工补充到这个岗位上。“这个数量占了一半之多。”车间一名班长说。

　　“老工人都晓得那个岗位危险不愿意去，但协议工就不是人吗？”曾令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病房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最多只有半年存活的生命，唯独他自己不知道。哥哥曾令才在东莞打工，国庆节当天，他赶到重庆来照顾弟弟。这番话让他很难受，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弟弟讨回公道。之前，2005年9月，当曾令凯萌生这个想法时，却被厂里的财务熄灭了。他打电话给哥哥说:“如果要做职业病鉴定，厂里将停止支付医药费。”

　　他当时打印出来的清单显示，每天的治疗费用都在一千元左右。哥哥劝他说“还是治病要紧，只要给医疗费咱也就算了。”

　　但这次，他终于横下心来，“就算不给医疗费，我也要讨个公道。我死了都无所谓，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当时只是怀疑，都是那个岗位，都是在那个医院做的手术，医院也觉得是职业病。”在工人刘书华死后，他的妻子刘桂英也曾去申请职业病鉴定，厂里也同意，但当时她只有一个人，又要找厂里填表，很麻烦，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最后放弃了。

　　在西南医院的附近的一家茶楼里，曾令才见到了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厂长唐华。“你不要跟我说赔偿，这病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曾令才如此复述唐华的话。

　　曾令才说，他要求做鉴定，看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唐华回答说，厂里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做过职业病鉴定，他在厂里工作这么多年，鼻子都烂掉了。“这算不算啊？他当时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否认了“以不支付医疗费作为要挟职工放弃做职业病鉴定的说法。”他说，“目前，我国公布的职业病一共有115种，我们公司的生产没有会导致非肺癌的原料。现在导致肺癌的情况一共三种，一是砷，二是氯甲醚，还有铬酸盐，我们都没有。因此从职业病的角度来看不存在这个因素。”

　　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办公室，曾令才寻求职业病鉴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王永义认为，“所做鉴定的职业病必须是国家法定职业病目录里面涉及的种类，比如职业性肿瘤中只有8种列入名单，而涉及肺癌的为5种，分别是氯甲醚所致肺癌、砷所致肺癌、焦炉工人肺癌、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此外，甲醛、盐酸及水蒸气共存时产生的氯甲醚导致的肺癌也算职业病。如果单位没有使用上述致肺癌的物质，根本就不能提起职业病诊断。”

　　“这些人都是无病无灾的，身体都好，怎么会无缘无故得肺癌死掉呢？怎么会跟药厂工作环境无关？”曾令才说。

　　可疑致癌物

　　死者家属怀疑车间里的多聚甲醛、苯等化学原料是造成肺癌的元凶

　　曾所在的药厂始建于1965年，原名西南合成制药厂。2003年7月北大方正成功控股西南合成，公司更名为“重庆西南合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出口基地及新兴的制剂工厂，以生产维生素、抗生素、抗菌素、解热镇痛药、胃肠道药等八大类二十余种大宗原料药为主。目前有渝北区洛碛镇、江北区寸滩、南岸区弹子石三个制药分厂。

　　西南合成制药厂源于国家三线建设。上世纪60年代初，从东北、上海、山西各省药厂抽调出来的职工，奔赴重庆洛碛镇，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设成全副盛名的“化工小镇”。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始终保持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情结。至今，在败落的洛碛镇，仍可以找到当年鼎盛时的“小香港”的痕迹。

　　1996年，药厂效益开始滑坡，2000多名职工搬迁到位于寸滩的总厂后，药厂元气大伤。但至今仍有4000多职工家属住在镇上。KP车间正是在此时搬至寸滩。后来死于肺癌的工人，都曾在洛碛镇车间和寸滩新车间待过。

　　“也许那时候就已经感染了。”李忠伟的妻子郭昌贤说。那时，她在KP车间二组，夫妻俩隔着一个操作台，可以望到对方的身影。出现故障时，几乎是同时拔腿逃离车间。

　　一位药厂车间维修工证实，“当年在洛碛镇的KP车间，设备更加简陋，化学原料泄漏，管道堵塞故障时有发生。一出问题，车间里顿时烟雾笼罩，辣得没头没脑。”

　　他们也承认，搬到寸滩以及被北大方正收购后，药厂环境有所改善，但酸碱性液体仍然会迅速腐蚀管道器具，造成气体泄漏危害。

　　郭昌贤说:“厂里的体检制度、规章制度还是很健全的，但没怎么执行过。原来在洛碛老厂，还有疗养，现在连最基础的保健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被纳入后来卫生部门的调查当中，“他们根本没找过我们了解情况”，死者家属说。

　　2006年11月下旬，在媒体报道曾令凯和他的工友们连续死亡事件后，重庆市卫生局和劳动局对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车间进行了调查，至今没有公布结论。

　　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吴颖说:“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但不负责对媒体公布，主管领导正在开会，不方便联络。”

　　药厂发言人表示，KP车间目前正在检修，公司一直致力于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非亡羊补牢。公司对环保相当大，光污水就花了8000万元处理，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但死者家属开始质疑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是造成肺癌的元凶。

　　多聚甲醛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基于受热时放出的甲醛，甲醛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人体的健康影响表现在刺激眼睛和呼吸道，造成肺、肝、免疫功能异常。国外报道，浓度为0.12mg/m3的甲醛，使儿童易发生气喘。在1995年，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确定为可疑致癌物。

　　苯为无色透明、有芳香味、易挥发的有毒液体，是煤焦油蒸馏或石油裂化的产物，常温下即可挥发、形成苯蒸气，温度愈高，挥发量愈大。职业活动中，苯主要以蒸气形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短时间吸入高浓度苯蒸气和长期吸入低浓度苯蒸气均可引起作业工人身体损害。

　　氯仿有麻醉作用，在以前作为麻醉剂使用。但是由于其对心脏和肝脏有较大的毒性，已不作为麻醉剂使用。动物实验发现，氯仿有高胚胎毒性和轻度致畸性，可诱导小白鼠发生肝癌，但目前尚无人体致癌的研究资料。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把氯仿列为对人的可疑致癌物。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职业病目录中，导致肺癌的化学原料，并不包括这些。

　　但在KP车间里，工人时常接触上述原料。KP(酮基布洛酚)是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国内生产企业众多。曾令凯和他的工友的死亡事件，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2006年12月7日。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

　　查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卫生局进一步了解国内生产酮基布洛酚(KP)同类企业职工的健康状况，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发言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接到口头通知，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2007年1月前后进入药厂调查。

　　“援助费”

　　药厂一次性付给曾令才10万元，要求他不能跟其他人讲得钱的事

　　所有这些，曾令凯都不可能知道。2006年11月24日，死亡来临时，跟韩卫东一样，曾令凯对哥哥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之前他也说:“等病好了以后，我回到农村老家，自己种地，播上种子，种上蔬菜，自力更生，农村的环境和食品是没有毒害污染的，还可以照顾父母，以尽孝心。”

　　那时候，曾令才不断安慰他:“你没事的，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三天之后，“弟弟死了，眼睛睁着，直直地盯着我，嘴巴张开，想要告诉我什么，但什么也没说。”最后，曾令凯被装在一方小小的盒子里，回家了。他死的时候，他的妻子，隔着玻璃门望着他。她还年轻，才25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办理丧事中的曾令才又和药厂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了一起。曾提出弟弟死了，要赔偿30万元。这个数额，是他找到一个维权律师按照正常的职业病赔偿计算出来的。意料之中，被唐华拒绝了。“只能出2万元。”他说。曾令才愤怒地和他吵了起来。“5万。”唐华加码说。

　　最后，双方在10万元的底线上达到了各自的平衡，药厂并且答应将曾令凯的妻子，由清扫卫生的协议工转为车间正式工。唐华强调说:“这个10万元不是赔偿金，而是药厂出于人道给受难职工的帮助。”

　　“你不能跟其他人讲厂里给了10万块钱。”这是药厂的要求。在曾令凯之前的数位死者家属也在关注着这件事，如果他们找上门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药厂一次性付给曾10万元“援助费”。曾令才将弟弟的血汗钱一分为二，分别给了父母和新寡的弟媳，然后又回到广州打工。弟媳也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学着适应。一段时间里，双方都认为，“事情已经平息了。”药厂发言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但远在洛碛的毛国芳还是听到了风声，“他们说曾令才处理好弟弟的事情就走了，真是没义气，只顾自己”。最后，这些事情她亲自从曾令才口中得到证实。“他们把关于赔偿了多少钱的消息，封锁得很紧，连曾经是韩四生前的朋友都说了谎。”老太太埋怨说:“你怎么能让你弟媳又进到那里呢？药厂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韩卫东死的时候，药厂给了2000元安葬费和一次性半年工资补助4000元。其他死于肺癌的职工也是大致如此。如今，这些遗孀们都纷纷改嫁，另组家庭。李忠伟的儿子和刘书华的女儿也分别有13岁和14岁，他们对父亲的死亡，甚是陌生。

　　只有闵绪海的父亲，50多岁的老人闵帮贵越发陷入孤僻中。闵绪海是他的独子，死的时候仍没结婚。老人不与人接触，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屋子里，或者出去趴在工厂的围墙上眯着眼睛想事情。他甚至不愿提起那段往事，他说“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说的”。

　　10万元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郭昌贤说:“一直想找药厂问个究竟，我丈夫的死是不是职业病？他不能白死啊，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现在，他们在等待卫生部的最终结果。而曾令才则把所做的事归结为替弟弟偿还遗愿。他记起弟弟跟他说过:“我死了都无所谓，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他说:“从1999年的韩卫东，到2006年岁末的曾令凯，都在等待。”

　　图:

　　第三个死于肺癌的KP车间工人刘书华。　本报记者　龙志　摄

　　曾令凯躺在病床上，他不愿再有工友和他一样遭受疾病的残酷折磨。　黄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