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意耕耘自有收获

　　1993年，卸了职的父亲离而不休，在《往事回眸》基础上，根据新的思路，编纂成文集——《耕耘集》。

　　《耕耘集》里的文章五花八门，题旨、风格杂陈，却表达了同一种品格——对信念的坚守。父亲早年蒙受过政治上的不白之冤，正当年富力强，却因工作紧张、过度劳累罹患精神疾病，文革期间身心遭受磨难。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至今，每逢大的政治风浪，路线斗争，改革行至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父亲总是神情严峻、沉默不语，或埋头读报、看书，或紧盯电视屏幕、琢磨新闻。在家里，兄弟们偶尔谈论一些国际、国内敏感的政治话题，父亲一般很少参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党和政府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父亲重新回到省里工作。过渡期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百废待兴。父亲的职务由党务转为经济，开始了人生又一次登攀。先后主政的省知青办、劳动局，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没有现成的法规政策可以对照，高层决策机构也在摸着石头过河。《耕耘集》里，收入知青就业、劳动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文章多达二十篇、近十万字。这些论文、调查报告、札记随笔，体现了父亲的思想深度和工作水准，其中一些篇章被中央、省一级报刊发表、转载、摘录，并被收入高校教材、专业书刊，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撰写于1988年的《谈谈社会主义社会失业问题》一文，正面提出“多年来，我们所说的‘待业’实质上就是失业”，“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失业现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提出“只要解决了‘非自愿性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说得上充分就业了”。《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一文，针对“城镇知识青年由上山下乡转为在城镇安置”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耕耘集》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向农民认错》别具一格。时在1985年，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父亲来到曾经工作过的皖西北界首县，宣讲“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会上，父亲检讨了极“左”年代在界首工作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些过激做法，进而联系实际，阐述现行农村政策的好处，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欢迎。

　　《耕耘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清贫人家”，收入了《我的父亲》《我的夫人》等散文。透过这些白描般的文字，触摸到父亲平素含而不露的情愫。

　　著书立说、传之后世，一向为中华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作为社会与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对应，晚生后辈，从先贤著述里多多少少能够汲取一些精神营养，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标杆或鉴戒。父亲以极其严谨的态度，一版再版他的《耕耘集》，是否包含着这样一层心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