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需要学会放弃部分既得利益

　　近来读到两篇文章，陈季冰先生的《呼唤精英们放弃部分既得利益》和张维迎接受专访的言论《什么改变中国——专访张维迎》（分别载于近日的《东方早报》和《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呼》文、《什》文），颇有感触。

　　我赞同《呼》文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精英们能否学会放弃部分既得利益，与社会大众携起手来，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环境。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强烈地映射出了中国传统的专制色彩，过于强烈的反差，使得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虽然中国有着几千年浓厚的皇权传统，但是，对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从商鞅变法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自由、机会最均等的一片土地！中国人有信教权，有迁徙权，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制度安排……正因为有了这一切，尽可能大地激发了每一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国才长期地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人说：“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是最自由、机会最均等的国家。”

　　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另一传统：普通中国人虽然尊重最高皇权，但对精英阶层的特权行为容忍度却低，所谓骂贪官不骂皇帝也。既然“名将必起于卒伍，宰相当取自州牧”是一种社会共识，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心理。当一个王朝的后期，精英阶层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将下层民众剥夺到困苦境地，阶层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而精英阶层中少数头脑清醒者发动的改革，又因为大多数既得利益者不明智的强烈反对而归于挫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农民大起义，付出沉重代价以后，被兼并的土地又回到自耕农手中，阶层流动的通道重又变得较为通畅。

　　现在常听到精英们抱怨中国人素质太差，不患寡患不均，但这种抱怨与我抱怨“为什么我爸爸不是李嘉诚”一样，其实毫无意义。我们不可能选择我们的父母，同样也不能选择国民的社会心理。谁也不要指望中国的下层民众会安于社会进程之外，听任精英阶层不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而沉默不语。中国人是不可能变成印度人的。

　　《什》文中张维迎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说的还是对的，例如房地产的症结。但他一味地拿过去改革的成就来论证中国还得照原路走，在逻辑上很有问题。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1978年改革开始时，中国还是一个很平均、保障体制相对完好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之上，效率优先的改革才得以平稳进行。世易时移，现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已贫富悬殊以至阶层断裂了，再一味地强调效率优先，必然影响到社会稳定。

　　我并不反对精英们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由于我们缺乏一个制度平台让下层民众参与决策，决策权还是基本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在这种现实下，精英们如果一味地维护既得利益，对所有有利于下层民众的政策都极尽“肠梗阻”之能事，是极为不明智的。例如对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张维迎站在资方的立场上完全反对，有必要吗？我就不相信，由政府精英制定出来的劳动法，会产生“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的后果。资方难道就不能作出一点让步，让双方的关系达到一些有限平衡吗？

　　中国社会要消弭当下的冲突需要阶层妥协，而首先需妥协的就是精英强势集团，强者如果不首先付出，却要求弱者首先牺牲，不但是不道德的，妥协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