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犬升天的“绝密考题”（睿思）

　　科举制度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选拔官员即是任用文才。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被潦草地绑在一起了，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把艺术苗子和行政坯子分开，谈何容易！这些文化人的课程表类似、书底子相近，笔下蘸了多少墨水，谁也瞒不了谁。

　　唐代，从武德元年（618年）戊寅科的孙伏伽，到天祐四年（907年）丁卯科的崔詹，137名状元脱颖而出，除书法家柳公权外，众多艺术家榜上无名。宋代，产生状元118名，除吕蒙正、王佐、文天祥等人因特殊的政治事件为后人所熟知外，其余都同艺术无缘。明代，名列“三甲”的267人；清代的“三甲”人数则多达336人。在这些志得意满的获胜者中，除戴名世、赵翼、翁同龢、张之洞等寥寥几人外，民间普遍熟知的刘墉、纪昀、郑燮等文化名流，根本就挤不进“前三名”。考试和选举一样，属于“必要的罪恶”，在未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它还是不应被废止的。钱穆先生也持此一说，认为科举制度太成熟了，绝非“改革”的大帽子能压跨的——因为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数来。时至今日，科举的牌位丢掉了，阴魂却无处不在。没人乐于接受这种枯燥无聊的测试，然而，恨等于零。骂到最后，还得屈服。

　　科举考题，自然不仅仅限于风花雪月的空泛题材，从殿试的文献资料看，唐、五代侧重个人性灵，试题多吟咏抒怀，显然，皇上一直和艺术吊着膀子。比如开成二年的试题是《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元和十五年是《早春残雪诗》；太和二年则是《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明清两朝就不同了，多是从《四书》《五经》里断章取义、摘取题干，以儒家语录解释儒家道德的状元文章比比皆是。这是吊书袋的功夫，是揣测圣意的才能。自称挥斥方遒、恣肆汪洋的诗人们还是省省心吧，这条出人头地的仕宦之路上，本来就没你什么事儿。

　　屡试不第，凄凉落魄，不怪朝廷屈枉了你，而是你曲解了朝廷。你不知道科场考察的是什么，选拔的是怎样的人物，而一味争当“文章秀士”、“笔墨英雄”，天真地以为曹丕的话千真万确，什么叫“盖文章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科场录取的是有才的奴婢；而不是有才的职业艺术家。诗人们卖弄风骚，考官则冷眼独对，手起笔落，便可能有倒霉的“文曲星”从宦海的上空悄然陨落，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帝王不幸，词家幸。”

　　由此看来，李白当不成首辅，苏东坡做不了宰相，并不令人遗憾。道不同而已，又何必死气白赖地追那顶乌纱帽呢？

　　刘 天